说到三国历史，让人耳熟能详的名场面极多，“张辽止啼”的典故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则典故的由来，便是发生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的合肥之战。孙权率领吕蒙、甘宁、凌统、蒋钦、徐盛等东吴名将，起兵10万亲征合肥，反被张辽以800军士登锋陷阵杀得大败，自己也险遭活捉。

因此一仗，孙权被如今的许多人戏称为“孙十万”。

孙权为何打不过？他又因何死磕合肥？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剑指汉中，张鲁被迫投降，曹魏大军也有了兵进西川的战略意图。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刘备、诸葛亮等人果断做出决策，连忙与孙吴在湘水会盟，两家商定以湘水为界，湘江以西归关羽管辖，湘江以东的部分荆州之地归还东吴，在示好的同时，也劝说孙权于东线战场向曹魏发起进攻。

孙权既得到了好处，又知曹魏主力远在汉中，而合肥的张辽驻军也仅7000之众，岂有便宜不捡的道理？于是发兵10万，亲征曹魏。

八月，孙权大军沿濡须水往北，过巢湖，经施水，抵达合肥城下。

曹魏在合肥的守将为张辽、李典、乐进三人，曹操在征伐张鲁的时候，曾派遣护军薛悌将书函送到合肥，其中写道：“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

按理说，孙权的10万大军声势何其浩大，仅凭合肥的7000守军，守不守得住都是个问题，为何还要安排张辽、李典二人主动出战呢？这不是以卵击石么？

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三国志》

与众人的疑虑担忧不同，张辽、李典是真正领会到了曹操这封书函的意思：若是守以待援，合肥估计等不到援军就被攻破，必须要趁孙权大军还未集结完毕的空隙，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既能挫败孙权的士气，又可振奋合肥军心，如此才能守得住合肥。

就在孙权兵临城下的当夜，张辽、李典连夜动员，挑选了悍不惧死的800名兵士，杀牛犒军饱食一餐，以待天明出城大干一场。

以10万人对7000人，孙权或许觉得这仗毫无压力，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合肥城内居然有人敢主动出击，因此孙权所处的位置极为靠前。

当张辽率众杀出的时候，孙权的10万大军尚未列阵完毕，一马当先的张辽一边高呼着自己的名号，一边砍瓜切菜似的连续干翻数十名东吴军士，并斩杀了两员东吴将领。

张辽的800人马犹如一支劲弩，直贯孙权的前军，并向着孙权的麾旗方向杀去。

猝不及防之下，孙权只能仓皇退却，跑上了一块小高地，一群手执长戟的亲兵卫士将他护在核心。

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三国志》

看到这样的情形，张辽极为嚣张，他在小高地的下边高声叫骂，让孙权下去与他一战，孙权心想我又不是傻子，你叫下我就下？老子就不下！

若是换成孙坚、孙策这样的猛将，兴许都不会退却到小高地上，他们应该直接就跟张辽干起来了，但孙权是不敢的，他并不像父兄那样擅于冲锋陷阵。

张辽虽勇，但也仅仅是800人而已，孙权登高望远，看得一清二楚，即以旌旗为令，指挥大军要将张辽这数百人进行合围聚歼。

虽说是10万之众，但想要迅速将张辽合围也不是什么易事，也不可能10万人在一瞬间全部蜂拥而上，他们还需要进行绕后包抄。

张辽眼看后路逐渐被堵住，便趁着吴军尚未形成紧密合围阵型的空隙，左右冲突拉扯一番，扰乱了吴军的阵型，再集中力量对着一点进行猛攻，迅速撕开一条血路，与数十名兵士冲出了重围。

余下的大部分魏军，此时仍在孙权大军的包围之中，看到张辽脱险，他们高呼道：“将军弃我乎！”

张辽一听，你们是看不起我这个日后能进武庙的人么？旋即杀了回去，一通反复冲突之后，将还活着的士兵都带了出来。

早上出城厮杀，中午回城吃饭，张辽凭借着800人，搞得孙权灰头土脸，沉重地打击了吴军的士气，合肥城内的曹魏兵将极受鼓舞。

10万人对垒7000余人，如果是无险可据、无城可守的野战，这或许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若说到城池的攻防战，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同在三国时期，以优势兵力围城而不可破的并非孙权一人，诸葛亮攻陈仓、关羽攻樊城，皆不可破，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实际困难。

一方面，受限于场地。汉末的城池“体格”较小，没有后世越来越大的那般规模，因此就算攻城方人手再多，也不可能一次性全部压上去，只能一波人上去搞半天，再换另一波人轮流来。

另一方面，受限于器械。攻城器械没有那么先进，攻城手段没有那么多的套路，攻得下就下，攻不下那总不能让军士们去敌人城下无脑叠尸体吧？

想要打下合肥，如果不能速胜，那么摆在孙权面前的就只有一条路：长期围困。

如此一来，孙权就会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粮草怎么办？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曾经将徐州、扬州的居民内迁，也有许多的居民选择了南迁，然而这么一搞下来，江淮之间就形成了一片广袤的“无人区”，这一带连人都没有，粮食又从何来？

战线拉得过长，又有10万张嘴等着吃饭，后勤补给跟不上的话，长期围困就是痴人说梦。

除了后勤难题之外，东吴军中又起了瘟疫，于是在围了合肥十几天之后，孙权无奈选择退兵。

打不成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这该是多么皆大欢喜的事，可孙权没有想到，合肥城里的张辽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他还想打。

兵书有云：进退有据。

行军有行军之法，撤军亦有撤军的规矩，谁先撤，谁后撤，谁掩护，谁断后，如何保证大军各部之间不脱节，这都是技术活。

偏偏，孙权的这项技术活确实不咋样。

作为吴军的最高统帅，孙权可能是要给将士们立个榜样，来的时候他在最前面，走的时候他还想留在最后面。

吴军经由逍遥津撤军，可在主力部队已经撤出逍遥津的时候，逍遥津北仍留有孙权、吕蒙、甘宁、蒋钦、凌统的5支小部队。

这就等若说，吴军的身子已经跑远了，唯独脑袋还留在后边跟不上。指挥系统留下殿后？还与主力部队完全脱节？这不是方便张辽搞“斩首行动”么？

张辽掌握住这瞬息即逝的绝佳战机，令李典率一部兵马迂回而出，截断了逍遥津的小师桥，自己则率主力兵马随后掩杀。

李典截断了小师桥后，立即调转枪头朝着孙权而来，与张辽形成了南北合围之势，将孙权等人围在了核心。

吕蒙、甘宁死战，堪堪抵住张辽，孙权向着逍遥津方向策马狂奔，凌统护在其后拼死力战，左右亲卫尽皆战死，凌统身上伤痕累累。

到了断桥处，孙权的随行军士狂抽马股，马儿吃痛，一跃之下，带着孙权逃出了生天。甘宁、凌统等人也先后突围而出，借着水遁逃回逍遥津南。

孙权险成阶下囚，张辽威震逍遥津。此战过后，江东每有小儿哭闹不休，只要一说“辽来辽来”，孩儿们即刻止啼。

张辽之威，由此可见。

纵观三国战史，孙吴、曹魏两家仅以合肥为目标的争夺战，就前前后后打了数次。

自赤壁之战过后，在孙吴主动向曹魏发起的数十次进攻之中，围绕着“合肥——寿春”这一战线的争夺战更是达到12次之多，为何一定要打这个地方呢？

这里，就不能不说一下合肥的重要性。

对于合肥，魏明帝曹叡曾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

合肥位处长江、淮河之间，是“濡须水——巢湖——施水——肥水”一线的咽喉要塞，只要攻下了合肥，孙权便可于“长江——淮河”这一片巨大的区域内轻松实现“自驾游”，并可借着泗水、睢水、颍水等水路要道横行中原。

能从江东直达许昌，这是不是一个梦？绝对不是，只要孙权攻克了合肥、寿春，一切皆有可能。

事实上，沿长江一线的水路北上并非只有这一条，也可通过荆州的汉水北上襄阳，或是通过广陵的中渎水北上淮河，但这两条线路对于东吴来说，都是不合适的。

其一，由广陵北上的中渎水航道较浅，不方便于行军、补给，并且沿途地广人稀，想要拓宽航道、疏通淤塞，估计都找不到人来干这活。

其二，若是经由荆州汉水北上，能否攻克襄阳就是首要难题，攻克襄阳之后再沿淯水北上，最多也只能到达宛城，想要再进中原，那就只能两腿走路了，这不符合东吴“能水战决不陆战”的传统。

故而，攻克合肥是孙权的最佳选择，或许也是他北进中原的唯一选择。

当然了，孙权能够看到的问题，曹操难道就看不到么？

自古有言“守江必守淮”，这不仅是因为江淮一带的水路密布，更是出于“长江——淮河”一带作为战争缓冲区的考虑。

曹操先是将江淮一带的居民内迁，目的就是为了“坚壁清野”，以一片广袤的“无人区”来阻止孙权北进，他只需要以精兵强将紧扼合肥、襄阳等重要咽喉地带，就不用在江淮一带再投入大量的战力、资源。

只要合肥在手，整个淮河以北就都是曹魏富饶的粮区，想怎么搞开发都行，想怎么搞生产都行，因为这一带不处于战争前线。

若是合肥这个“曹魏桥头堡”被东吴攻下，孙权依靠强大的水军，再图淮河并非难事。

万一到了这个程度，曹魏与孙吴之间的战争缓冲区势必北移，曹魏在淮河以北的一片富土势必沦为下一个“不居者数百里”，江淮地区也将凭借着四通八达的水道迅速恢复生机。

从地盘大小上看，这或许只是一片土地的得失，但从整体上看，这就涉及到了人口、粮食、财富等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

因此，合肥是孙吴一定要打的，也是曹魏一定要守的。

只可惜，孙权在军事才能这一块，与其父兄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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