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连清川

在纽约曼哈顿岛的第十二街，有家全球知名的二手书店：斯特兰德旧书店（Strand Bookstores），它号称自己的书，可以排12英里长。

有一年的时间，我几乎每个周末都泡在那里。它的二手书，根据品相来定价格，许多老版的书，只有原价的一二折。

在那里，我基本上收集齐了几位我最喜欢的作家的英文版作品：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当然，还有史景迁。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引进中国，成为那一代中国学生的必读历史书。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开始进入了历史的非教科书阅读。但那个时候太年轻，没有读懂多少，也没有真正改变阅读历史的习惯。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阅读史景迁。

第一本读的书，应该是《大汗之国》吧。基本上从那个时候起，我大体上放弃现代中国人所撰写的中国史，而完全以西方汉学家的著作为主。

一直到前几年，我才重新开始读民国时出版的中国史，包括孟森、陈寅恪、吕思勉和方诗铭。再后来，遇见了台湾的王汎森和北大的李凭，才算重回杂食中西的历史阅读。

▲史景迁著作中译本

但是阅读书单的持续扩大并不能消解我对于史景迁的热爱。如果人们以干货多少来评价历史学的意义的话，那么大约要减少掉一半阅读历史的乐趣。

在美国，普利策奖非虚构作品中，该有一半是历史学著作，包括我非常喜欢的约瑟夫·艾里斯（Joseph Ellis）和路易·孟南德（Louis Menand）。

史景迁的写作，恰恰是超越历史，从而成为了大众史学的天花板，他也从根本上，颠覆了历史写作的许多既成范例，这往往又成为他的争议性来源。

维基百科中说，史景迁是“16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这大约要出乎许多国内学人的意料之外。

国内史学界对于史景迁态度矛盾，一方面，史景迁是必读汉学；而另一方面，与其它海外学人相比，史景迁似乎缺乏了对以往历史的反思与深度。

我却因为，这个评价恰如其分，毫无溢美。

关于史景迁，必须从他的师公开始说。

他的师公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从他仍然在世开始，费正清就已经是一个争议人物。美国右派普遍认为，正是费正清开启了亲华史学的肇端。

从某种程度上讲，右派的这种攻击，并没有冤枉费正清。他一生同情中国，同情中国革命，对中国历史的批评极度温和，并且认为应当尊重中国自我的道路选择；对中国古代历史，基本上摒弃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路。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费正清开启了现代美国，乃至整个现代西方世界的汉学研究。而设立在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从开张到现在，一直是西方中国研究的核心机构，无人能够挑战。

更重要的是，费正清中心培养了几代中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徒子徒孙，不但几乎垄断了汉学学术研究，并且不断给美国政府输送对华政策高参，左右美国对华政策走向。

美国右派对于费正清及中心的耿耿于怀，关隘在于，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对中国政治充满了同情的中国通，和对中国文化充满热爱的汉学家。

▲费正清（图/郑元庆摄于1990年）

史景迁的师承，是费正清的正牌弟子，女汉学家芮玛丽（她丈夫是另外一个汉学家芮汉寿）。而芮玛丽又把史景迁推荐给了澳洲的华裔学者房兆楹。史景迁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也是他的第一部中国专著《曹寅与康熙》。

美国的汉学家序列，可谓群星璀璨，难以胜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加州伯克利，都有极具特色的汉学研究，而其中的许多人在各自的领域都可谓是执牛耳者。

宇文所安和田晓菲夫妇，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权威；史景迁的夫人金安平，则是研究孔子生平的权威；国民党元老邹鲁的公子邹谠的研究领域，是中美的政治交往史；新一代的谢淑丽、卜正民，也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崭露头角。

中国历史学界惯于把史景迁、魏斐德与孔飞力并称为汉学三杰，其实并不公平。

倒不是说，这三位不配享有如此盛誉，而是这样的推崇，降低了其他学者的重要性。美国汉学研究，每个人都会专注于各自的领域，绝无追逐热点的毛病。因此，有些研究领域过于专业，不为国人所重视而已。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在中外物资交流史上堪称经典，但显然关注甚少。

魏斐德以一本《大门口的陌生人》在中国暴得大名；而孔飞力的作品《叫魂》在20世纪90年代也是一时洛阳纸贵。这两部作品口碑爆棚，其实多是得益于当年学界仍然在反思中国文化与制度得失的氛围之中，若是今天把这两部作品引入，恐怕会得到一片拍砖之声，斥为“辱华”代表。

▲魏斐德作品《中华帝国的衰落》（图/网络）

这两位学者在美国向来以严谨著称。我也非常喜爱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因为谈论中外对抗，容易引发情绪；但他的《洪业》，讲述清朝的开国历程，才是真正的扛鼎之作。

同样，《叫魂》所涉及的，是中国传统制度如何把一个寻常的巫术怪奇，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仍然还是着眼中国政治文化的反思。

相比于魏斐德和孔飞力，史景迁的作品中似乎找不到一本专门针对中国文化和制度的深层批评。史景迁的著作像是历史普及，而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从阅读的角度上讲，它们更接近于文学，而非史学。

这让中国的许多历史学者很是纠结。如果要讲史景迁的作品是文学的话，那么，他的所有作品，几乎无一字虚构；但是如果要讲史景迁是历史研究者，问题就很严重，因为不像魏斐德与孔飞力，他的作品看上去轻飘飘的，甚少凝重的历史沉思或反省。

因此，无论是美国学界，或者是中国学界，只好批评说，史景迁是大众史学，而不是历史研究。

▲史景迁（图/央视新闻客户端）

那么，究竟如何才是史景迁？他真的只是一个历史作家？我有两点辩护。

其一，史景迁的写作对象，往往是美国公众。对于普通美国公众而言，中国是一个极其陌生而遥远的存在，对于中国历史更是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要让中国历史成为所有美国公众都能够接受和阅读的材料，就必须抛却复杂难懂的研究型写作，而成为大众读物。

史景迁的所有著作，鲜少见到什么高深的历史术语，他总是把历史材料转化成故事，让所有读者可以愉悦地完成一次阅读体验。

《康熙》是一本自传，《王氏之死》是一个小故事，《雍正王朝·大义觉迷录》看上去像一本悬疑小说，而《前朝梦忆》干脆就像一本明末购物指南。

史景迁非常高明地利用文学的模式，把他的历史写作变成了一场对美国公众的中国历史教育课。

他所呈现的，恰恰是中国文化极其复杂的多样性，而远非公众在媒体与政治中所迷失的，脸谱化与单一化的中国面貌。

在我看来，史景迁真正地继承了费正清的学术衣钵，他在美国所完成的，在我看来叫做“启蒙历史”。中国不再停留在教科书中，而是真实可感的，活生生的历史与文化。

▲纪录片《纽带》当中的史景迁（图/视频截图）

从这里出发，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不只是一个陌生的、面目狰狞的，或最少不是面向单一的奇异国度。

在种种大人物小人物的经历中，数千年文化浸染之中的中国，是真实可感的，充满了人性与命运的，和美国人一样有着寻常的生活和多元历程。

惟有真实可感的地方，才会让你生发同情与热爱。史景迁启发了一代又一代英语阅读者对中国发生真正好奇与热情。这，就是启蒙的力量。

其二，史景迁的写作，在优美的故事叙述中，真的只剩下华丽的花瓶而并没有深沉的历史思考吗？我试举两例。

《大汗之国》从马可·波罗的中国开始写起，细数历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最后结尾以文学大师笔下的中国，跨越的时间长达千年，同时横跨了政治、哲学、种族、性别、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

中国在西方眼中，从来都没有一个稳定的形象，而是根据西方的不同时期而制造出了不同形态。其中褒贬各异，但核心要件，都不过在于根据各自的需求，去塑造中国的真实与虚构。

譬如法国左翼哲学家马尔罗，塑造出了一个激进而后现代的中国，但这与中国革命的真实，几乎毫无关联；伟大的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的名著《曲径分岔的花园》，则把中国设置成一个神秘主义的背景。

问题是：马尔罗和博尔赫斯从来都没有到过中国，他们都不过是根据自己的阅读和想象，制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中国。

包括导论在内的十三个篇章，都是文字优美，妙趣横生的故事集。但是如果你只读到了优美的故事，你大约就错失了史景迁的真实写作意图。

▲纪录片《有个学校叫南开2》（图/微博）

对于中国历史的真实探索，从来没有发生过。从马可波罗到博尔赫斯，西方人对于中国一直基于想象，他们宁愿扭曲自己所看到的中国真实，而要纳入到一个以他们自身的需求为核心的“真实”之中，在这里，中国究竟为何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他们的听众相信他们所描绘的中国。

这就是东方学的根本要义。中国研究的根本含义，是建立在中国自己独特的历史发展与事实上去寻找探索，而不是以西方来塑造中国。

这本书在中国曾经一度是流行读物。但是史景迁批评的是西方，所以中国人大概是咂摸不出其中的史学价值吧。

再说《前朝梦忆》。作品的主人翁是明末文人张岱。张岱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作品是《夜航船》，记载了他所看见的明朝世界，从天象地理一直到草木器具，简直是当时的一部百科全书。

但在历史中，张岱最重要的作品是《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是回忆明朝时代生活的历史著作。

张岱生于官宦之家，年轻时生活优裕。而在清军入关，明朝国破之后，他流亡四方，不肯出仕，死守清贫。对于他来说，身上存在着多重的矛盾，他怀念旧时的美好时光，却对前朝的制度颇有不满；他眼见着新朝万象更新，却始终心念前朝旧恩。

在这个文人身上，集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深刻矛盾。所谓的遗民思想，在明末清初的时代里，迸发着十分惨烈的反思光芒，与向往新生的边缘创造。顾炎武、王夫之都在那个时代大放异彩。

从张岱身上，所看到的，就是那种时代转换中，苦难、生活、道德、政治绞杂在一起的矛盾。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中，一个充满了文化记忆的个体生命体验，能够充分展示出这个文明的复杂面相。

▲“如何评价史景迁”话题的网友评论（图/微博）

史景迁把他史学思想和表达，都编织在他华丽与优雅的故事叙述之中。他从来没有自作主张去申发自己的个体主张，而要让读者在所铺设的故事与脉络之中，去寻找自我的思考与反思。

这其实是一种十分高明与深刻的历史写作方法。没有人能够把史景迁的历史写作纳入某个门派。他是西方汉学界中，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他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实至名归。

史景迁于12月26日去世，享年85岁。对于中国而言，实在是又痛失一位重磅的研究者与同情者。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一套史景迁作品集，无论从制作的精美，还是翻译的精准而言，都是不可错失的精品。

不过，可惜的是，在中国广受欢迎的史景迁作品，却并非史景迁的最重要的著作。国内读书界对于史景迁的误会，与缺乏对这几本书的深度解读，恐怕是原因之一吧。

最大的危机还不在这里。费正清所创立的汉学事业，在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主宰了美国汉学研究的主流话语。在这期间，无论是学术界、经济界还是政界，都深受费正清学派的影响。

100年的时间里，费正清中心人才辈出，创见迭出，学术繁盛，作品如潮，蔚为大观，深刻影响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恩怨情仇。

▲网友评论（图/微博）

然而，魏斐德已于2006年故去，孔飞力也于2016年仙逝。史景迁走后，费正清三代已凋零殆尽。

尽管第四代第五代都已出山良久，但是从学术与社会影响力上，都与前三代相距甚远，也已经许久没有重磅的作品问世。

如今的汉学界多数沉沦到细枝末节的深度研究，没有宏远的主旨，更加没有兼具人文与创见的新论。

一方面虽说是学派新陈代谢的必然结果，但另一方面，恐怕也是美国整体对于汉学的热情逐渐消退，再无传奇人物问世的原因吧。

在过去十年中，魏斐德、孔飞力和史景迁的阅读热潮，早在中国已经退却。

这些年来，中国对海外汉学与中国研究态度漠然，对经济科技领域倒是投入了超乎寻常的热力。美国公众，早就没有费正清、史景迁这样的启蒙史学，也自然没有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刻兴趣。

中美两方，如同默契一般，都不在乎史景迁了，汉学研究，焉能兴盛。

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同情与研究，是中国能够得以在美国得到持续关心的核心内容，也是建设中美之间互信与理解的基础设施。

无论你是否喜欢史景迁，他的存在，便是中国文化在美国的最大推力。

而如今史景迁不在，还有谁能讲述一个美好的中国故事，让全世界都为之倾倒、欢乐、同情与悲伤呢？

他从来都是一个严肃的学者，而他那洞穿了历史的同情眼光，才是我们失去的真正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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