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汉族官僚集团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世宦名门，其中不乏是当朝重臣，还有一些甚至堪称是权臣。比如范文程、陈廷敬、张廷玉、于敏中、刘统勋、纪晓岚、曾国藩、李鸿章等等。

但是不管是哪一个人又或是哪一个家族，似乎都验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富不过三代”。事实上也是如此，清代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汉人家族能在政坛上屹立不倒，最多的也不过三代。

比如陈廷敬，他是康熙朝重臣，官居大学士、吏部尚书，可是他的两个儿子陈豫朋、陈壮履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官当得也不大；再如桐城的张氏家族，张英、张廷玉被誉为父子宰相，张廷玉的四个儿子也很争气，其中有两个官至尚书，而孙子辈中再无一人是高官显爵。

于敏中、纪晓岚、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情况也是如此，子孙辈中没有出现杰出的人物。唯一特殊的恐怕只有山东诸城的刘氏家族，即刘统勋家族。

刘氏家族是山东的名门望族，从明万历时期开始一直到清末，一共出了11个进士、42个举人。其中刘统勋、刘墉同样也是父子宰相，刘墉因为没有儿子，他的侄儿刘嬛之也是为数不多的清官。刘氏家族可以说是清代汉人家族中的一个特例，但同样也是“富不过三代”，刘嬛之之后，人才凋零。

“富不过三代”在清代以前的诸朝也是如此，我们很少见到一个家族累世在朝为高官。这也不难理解，因为能做到一品大员的毕竟是少数，除了个人品行和才能之外，还有诸多因素，一个家族中也不可能辈辈出人才，这是一个历史规律。

不过清代的情况比较特殊，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皇帝也是有意无意地在遏制汉人官僚集团的崛起，不会让一个家族永无止境地富贵下去。原因大致有几个：

其一、重满抑汉

清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向来奉行“首推满洲”的基本国策。满族的人数不足汉人的十分之一，以概率而言，人才自然也是汉人为多。

但清代皇帝在选官、任官上都是以旗人为先，很多官缺甚至不让汉人染指。道光以前，许多重要的职务都是由旗人担任，比如各省的总督、巡抚，鲜有汉人。中央各部的掌印官也以旗人担任。

我们就以张廷玉为例，他的四个儿子都很优秀，张若溎、张若霭、张若澄都是进士出身，只有张若渟是贡生。而且他们的仕途也较为顺利，张若溎做到了左都御史，张若霭做到了礼部尚书。

不可否认，张廷玉的几个儿子都是靠着祖上的余荫得以高升，不过张若溎、张若霭确实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就连乾隆皇帝也曾几次夸赞他们。

可是，到了乾隆十三年之后，乾隆有意要收拾张廷玉，几次让他难堪，说他根本没有资格配享太庙，甚至还抄了他的家。张廷玉的晚年十分凄惨，这样他的几个儿子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如果张廷玉晚年仍然受到乾隆皇帝的宠信，那么张若溎、张若霭极有可能跻身内阁、军机处，桐城张氏也就成了清代唯一一个父、子、孙三代宰相的家族。

其二、满汉不通婚

满汉不通婚是清初定下的祖制，不通婚带来的结果就是汉人与爱新觉罗氏没有姻亲、血缘关系。说到底，汉人在清代皇帝眼中，始终都是外人。

我们知道，清代有个八大姓，这些姓氏都是满族的。它们之所以被誉为八大姓氏，并非是家族兴盛人丁众多，而是与爱新觉罗氏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比如钮钴禄氏，其先祖是清初开国五大臣之首的额亦都。钮钴禄氏家族出了很多著名的人物，额亦都的儿子遏必隆是康熙皇帝的岳父，尔必隆的儿子阿灵阿、孙子讷亲都是康熙、雍正、乾隆朝的重臣。

钮钴禄氏家族一门显贵，从清初到清末，出了很多的皇后，整个家族不知出了多少公爵、侯爵，可以说是富过十代。

至于其他的诸如富察氏、佟佳氏、赫舍里氏、那拉氏家族，也是“人才辈出”，无一不是皇室外戚。有了这样的姻亲、血缘关系，那么自然就可以世世代代位极人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其三、名满天下谤满天下所致

汉族重臣中有很多名声不是太好，比如乾隆朝的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他死后因为贪污事发被乾隆移出了京师贤良祠，这也多少会影响到他的子孙后代，因为封建时代同样也讲究出身，尤其看中祖上的身价清白。

再如道光朝的重臣曹振镛，他虽然算不上是个贪官，也没有干过有违封建礼法的事情。但他久居首揆，处处逢迎道光帝，搞得官场一片乌烟瘴气。咸丰继位后，革除官场习气，自然不会重用曹振镛的子孙后代。

还有李鸿章，他虽是同光两朝的重臣，官居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二十余年，堪称国之柱石。可是他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卖国条约，替慈禧背负了骂名。如果再重用他的子孙，在舆论上自然会有很大的压力。

富不过三代是古人总结出来的一个历史规律，不论是为官还是为商，要想祖祖辈辈都确保禄位和财富，显然也是不现实的。毕竟这里头的变数很大，牵涉到许多主客观的因素，是人才所不能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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