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人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里写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许多士绅富豪和老百姓没有置身事外，而是勇敢地站出来，以各种方式为国效力。甚至有远在国外的侨胞，不远万里回到中国，报效国家。

第一次鸦片战争

比如本文的主人公何礼贵。

一

何礼贵是广东人，从小就在国外长大，擅长制造大型船舶，从事造船行业，有丰富的战船制造经验，是一名造船专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何礼贵出于满腔报国热情，放弃了在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的怀抱，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造船技术，为国家制造新式战船，抵抗外敌入侵。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新式战船

那时候，英军的“坚船利炮”，已经给中国军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部分有识之士采取各种方式，建造新式战船。广州富商潘仕成耗资1.9万两银子捐建了一艘长约44米的新式战船，能容纳300多人。广东批验所大使吴长庆耗资7000两银子，建造了一艘长约221米的水轮船。广州抗英运动领导者之一的富商许祥光耗资1万多两银子，制造了两艘长33艘的车轮战船。广州知府易长华耗资8000两银子，捐造了一艘长约43米的战船。 广东水师提督吴建勋仿造了一艘长约46米，能安装49门大炮，容纳300余人的战船……

一方面，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造船计划；另一方面，中国又极度缺乏建造新式战船的专门人才。按照我们的设想，当何礼贵回到中国时，一定会受到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府的热烈欢迎吧？

二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何礼贵回到中国后，不但没有受到朝廷和地方官府的热烈欢迎，还被当作奸细关了起来。

1842年，在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人的安排下，道光皇帝下了一道上谕：“广东匠役何礼贵曾为外洋造船，能造火轮及各式战船，饬赴湖北，择何项战船利於长江驾驶，即就海船之式，量为变通。”

道光皇帝

于是，何礼贵就被安排去了湖北，为湖广总督裕泰出谋划策，改进长江水师战船。

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文章。其实，对于何礼贵此行，军机处另有安排。

三

1842年12月6日，军机处给湖广总督裕泰送了一道公函，里面说道：“至何礼贵昔为夷人造船之人，此时既为我用，不便以罪人羁禁。惟令其安心服役，密为看管，勿令与外人交接，或至乘间脱逃，是为至要。”

军机处

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朝廷认为何礼贵曾经帮助外国人制造过轮船，对他非常不信任，担心他回国来刺探情报。由于不便于以罪人的身份将他监禁起来，就只能将他关在内地服役，严密地看管起来，不允许他和外界接触，或者偷偷跑掉。

何礼贵满腔报国热情，竟然遭到如此对待，如何不令人齿冷？

接下来，军机处一直不断致函湖广总督裕泰，了解何礼贵的状况。1843年7月18日，军机处致函说：“其何礼贵仍留楚省，交地方官妥为管束，毋任滋生事端。”1843年闰7月18日，军机处再次致函说：“广东匠役何礼贵，著仍留楚省，妥为管束，毋许脱逃。”

晚清时在中国的洋人

军机处吩咐将何礼贵留在湖北省，严加看管，防止他逃走。这说明何礼贵的工作、生活状态，与犯人没有什么两样。

四

何礼贵的遭遇，并非偶然，而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一种必然。清朝历来重视“夷夏之防”，痛恨在国外经商、务工的中国商人和劳工。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钦差大臣林则徐奏报道光皇帝时，明确指出当前最坏的人，并非英国人，而是与英国人有往来关系的商人、水手、苦力。扬威将军奕经则形容广东、广西等地“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提出“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镇江守将海龄甚至派八旗士兵满城捉拿路人，诬陷他们为“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

林则徐

随着战事的展开，道光皇帝和军机大臣们，不得不考虑防范“汉奸”混入清军内部的问题，担心“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形状，潜踪分起，溷迹入城，作为内应”，届时恐怕京城都有不保的危险。

正是在这种“草木皆兵”的心理状况下，何礼贵会被当作“奸细”关起来。对于何礼贵的下落，有关资料没有记载，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考虑到当时的背景，何礼贵恐怕很难有一个让人高兴的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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