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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不仅是“灭佛皇帝”,也是“会昌中兴”的缔造者(宪宗皇帝)

网络整理 2022-04-18 最新信息

说起唐朝中后期,我们很多人对这一时期唐朝的印象,总结下来可能就是四个字“荣光不再”。自从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国力便再也不复巅峰时的鼎盛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唐朝中后期的历史相比于前期和全盛期没有那么的吸引人。以至于大多数人对唐朝中后期的唐朝皇帝并不熟悉,说起唐朝的皇帝基本上从唐玄宗之后便对后面的皇帝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了,而少数几个能被人记住的唐朝中后期的皇帝则是有一些特殊的表现的。

唐武宗:不仅是“灭佛皇帝”,也是“会昌中兴”的缔造者

而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唐武宗,就是这么一位皇帝,他在位时期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行为就是打击佛教,佛教在他在位期间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压,这一事件被后世称为“武宗灭佛”。但是如果全方位地审视唐武宗这位“灭佛皇帝”,我们会发现他并非是一个想象中的一个残暴昏庸的君王,正好相反的是,由他开创的“会昌中兴”是唐朝中后期的三次小中兴之一,可以说正是这三次小中兴,唐朝才能在安史之乱后依然坚挺地撑了150多年。那么唐武宗到底有什么突出的治理功绩呢?

唐武宗:不仅是“灭佛皇帝”,也是“会昌中兴”的缔造者

谈到唐武宗的功绩就不能不谈到一个人,那就是原来的淮南节度使,唐武宗在位期间的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兼门下侍郎的李德裕,唐武宗知人善任,他知道李德裕素有才干,于是主动将其调入京城为官,而李德裕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当李德裕进京后,他很快就向武宗进谏,并阐明为政的关键在于加强相权,以此来改善唐朝中后期以来长期的宦官专权现象。

唐武宗时期的宦官专权问题依然很严重,甚至唐武宗能够继位,都是因为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为了获得拥立的功劳,硬是靠着手里掌握着的禁军的军权将唐武宗扶上了皇位,当时宦官的能量就是如此的巨大。仇士良等人知道李德裕的存在会对自己不利,于是试图用自己手中的兵权将其驱逐,但唐武宗对李德裕极其信任,最终仇士良等人也没能得逞,反而是唐武宗接受了李德裕的建议,逐渐剥离了仇士良等人的兵权,从而暂时扫清了朝中的宦官势力,皇权和相权都得以加强。

唐武宗:不仅是“灭佛皇帝”,也是“会昌中兴”的缔造者

扫清宦官势力对其执政的阻碍后,唐武宗和李德裕便开始对朝政进行整顿,首先是广泛听取建议并鼓励大臣们谏言,并对直言善谏的谏官进行封赏,使得言路大开。广开言路后,接下来就是对吏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唐武宗时期对官员贪赃枉法惩罚极其严苛,不仅严格规定了官员贪污达到处死惩罚的贪污金额,还长期保持对贪赃枉法的高压态势,以至于每次大赦天下时贪赃枉法的官员都不会在大赦的范围内,将其与杀人、叛逆这种重罪归为同一类,与此同时唐武宗还大量裁汰冗官,以此提高行政效率加强廉政建设。

唐武宗:不仅是“灭佛皇帝”,也是“会昌中兴”的缔造者

当然,光是严刑峻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唐武宗也细致地考察了官员贪赃枉法的原因,对官员腐败问题实施了“开源节流”的方法,所谓“开源”,是指一方面对于官员俸禄发放存在的拖欠以及克扣问题进行严加整顿,保证官员能够按时拿到属于自己的俸禄,并提高了官员的俸禄水平还设置养廉银以保证官员们不会轻易受到贪腐的诱惑,而“节流”则是为了防止官员们通过对丧葬等活动大操大办借以敛财,而严格限制了这些活动的规模。

唐武宗:不仅是“灭佛皇帝”,也是“会昌中兴”的缔造者

而为了提高官员集团的整体素质,唐武宗时期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严抓,在李德裕的建议下,唐武宗一方面对进士的录取质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每年录取的进士必须进行复试,如果才能未能达标便会被剔除,这样能够保证每年的进士录取中真正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的比例的提高;另一方面,在进士们被录取后,对于进士们的授官,也进行了严格的考核,不仅要考验进士们对于民情的了解,还要限制他们的去处避免这些进士在某些受欢迎的地方聚集形成山头从而削弱中央集权。

说了这么多关于唐武宗在文治方面的成就和功绩,那么唐武宗时期在武功上面又有何建树呢?唐武宗时期的军事行动分为对内和对外两部分。对内,唐武宗时期爆发过好几次大型的藩镇叛乱,唐武宗在原来担任过淮南节度使李德裕的建议下都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和对策加以应对,成功将其一一平定,尤其是在平定昭义之乱后,唐王朝各地的藩镇基本上又再一次开始遵守朝廷的命令,这使得唐王朝在形式上又再次实现了统一。

唐武宗:不仅是“灭佛皇帝”,也是“会昌中兴”的缔造者

对外则主要是与回鹘之间的战争,自从安史之乱后,回鹘就成为了唐王朝北方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它虽然在安史之乱后帮助唐王朝成功平定了叛乱,但也有主动侵略唐王朝的时候,唐武宗时期,回鹘主动南侵,结果被刚刚平定了卢龙军乱的雄武军使张仲武大败,损失将近九万人,而唐军则乘胜追击,在第二年发三路大军北伐回鹘,在杀胡山再次击败回鹘大军,回鹘乌介可汗西逃西域,这一战为唐朝北境奠定了三十余年的和平。

当然,唐武宗既有灭佛之名,那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唐武宗对于佛教的打击的意义。事实上,唐武宗对佛教的打击是存在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的,政治上,李唐尊老子李耳为远祖,那么道教实际上就是李唐王朝的国教,佛教作为外来宗教的壮大,对于作为李唐国教的道教来说是实打实的威胁,限制其发展对于巩固道教在李唐王朝的国教地位是必要的。

经济上,当时佛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加上武则天时期的推崇,佛教极度兴盛,使得唐朝当时兴建了大量的佛寺,并且有大量的僧侣在里面修行,佛教修行不务生产而佛事修建会占用大量土地,这严重损害了唐王朝的税基,于是唐武宗大量拆毁佛寺并强制僧侣还俗,为会昌中兴扩大了税源,并提供了经济基础。

会昌中兴进行得有声有色,在唐武宗的治理下,唐王朝似乎要再次走向复兴了,甚至在击败回鹘后一度试图恢复丢失的西域,虽然最终因为收复失地以及维护统治的成本过于高昂而最终选择了放弃,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当时的唐王朝确确实实有这个能力支持他们考虑完成这项事业。但非常不幸的是,唐武宗最终也走向了如太宗、宪宗、穆宗一般的不归路,他也因为长期服用所谓的“长生不老药”而死,唐武宗的中兴最终仅仅只持续了五年多的时间,便因其身死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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