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又一个富平县

文/党四善

公元前456年，时值秦厉共公二十一年，故乡始设县治，名为频阳，距今已有两千四百多年。一千七百多年前，西晋咸宁三年（277），由今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彭原乡侨迁富平县于故乡当时的怀德故城，这是故乡土地上首次出现“富平县”的称谓和机构。自此后，多种称谓的县治分分合合，直至元世祖至元二年（1264），将美原县併入富平县后，家乡全境就一直名之为“富平县”了。

经史志学者们考订，“富平县”这个称谓和机构最早是秦始皇时期出现在宁夏平原上，由于多次战乱，历经三迁最后落脚到故乡境内，再也没有迁移过。

就是说， 根据现有史志资料，这个富平县从未出过潼关，踏出西北高原一步。

令人惊奇的是，在华夏历史上还存在过另一个富平县，它先位于今河南省境内的豫东平原上，后迁徙至今山东省境内的鲁北平原上。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富平县（侯）在华夏历史上的名气比西北高原上的那个富平县大多了，以至于唐代一些著名诗人多次吟诵到它。

唐·高适《古乐府飞龙曲留上陈左相》诗云：“苍生谢安石，天子富平侯”，唐·李商隐《富平少侯》诗也写到：“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

这个富平县是怎样出现的呢？

它缘起于西汉时期的张安世被封为富平侯。

01

自从汉高祖刘邦杀白马为誓以后，“无功不侯”的规矩在汉初还是被严格遵循的。直到汉武帝时期，即如声震华夏几千年的“飞将军”李广，也因时运不济，虽威破敌胆，但在阴差阳错中，只因战功不能达标，最终也未能披上侯爵的光环，以致留下了“李广难封”的千年浩叹！

张安世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他能摘取侯爵的桂冠呢？

这是因为张安世封侯的时代，汉武帝征讨匈奴的战争已基本结束，原先的以战功封侯已逐渐转向为以政绩封侯了，而政绩不像战功那样操作性强（如斩敌首级数、掳敌首领数都是实实在在的数字），这样，皇帝对大臣的臧否喜恶的态度就会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在西汉中后期，封侯的标准也岀现了一些变通：拜相者必封侯，尚主者必封侯以至皇后父亲必封侯已经渐成惯例。例如，正是不给李广封侯的汉武帝，后来为了招方士栾大为驸马，就把其不断地封官，最终封为乐通侯。

张安世的侯爵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获得的。

02

张安世能封侯，依仗着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的出身、他的才能禀赋、他的勤勉守职。

张安世有一个史上留名的父亲：张汤。

张汤（？一一前116年12月）是汉武帝时有名的酷吏，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因为治陈皇后诬蛊之罪，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之罪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曾助汉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缗、打击富商、翦除豪强，先后晋升为太中大夫、廷尉，最后做到国家最高官职的三公之一（另两个是丞相和太尉）。但因颇受武帝宠信，故张汤多行丞相事，权势远在丞相之上。元鼎元年十一月（前116年12月），因为御史中丞李文和丞相长史朱买臣等的诬陷，被强令自杀。

汉代制度，三公九卿和郡太守等贵族的子弟中的优秀人才，可以到宫廷内担任郎官。他们实际上是一边做侍卫，一边学习做官，历练一段时间，就会被任命为行政官员，像曹操、袁绍都是郎官出身。

张安世这个官二代，也是因为父荫入宫，担任了汉武帝身边一名普通郎官，踏上了通向权力之峯的第一步。

张安世的才能禀赋使他从低级的郎官位置上脱颖而出。

起先，他因为书法特长担任了尚书。在汉代，其职责是在皇帝内廷掌管收受章奏，宣示诏命，已经算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了。

后来，在一次宫廷事故中，张安世显示了博闻强记的奇才，被汉武帝刮目相看，从此得到重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次，汉武帝巡视河东时，丢失了三箱书。皇帝询问时，没有人能说出书的内容，只有张安世把书中的内容详细写了岀来。后来悬赏征求得到了那些书，核对的结果，发现张安世所写没有一点遗漏。皇帝认为他的才能非比寻常，就提拔他做了尚书令。这相当于汉武帝的办公厅主任，负责奏章的拆读和审议。

后来，张汤被诬陷而死，汉武帝很为之遗憾，就又提拔张安世为光禄大夫。这是皇帝近臣的最高职位，秩比二千石，主要负责议论应对之事。

至此，张安世在仕途上又跨出了一大步。

张安世的勤勉守职，使他深得汉昭帝和权臣霍光的信任和依仗，因而仕途通达，直抵权力最高峯。

张安世“精力于职，休沐未尝岀（节假日也不休息）”（《汉书·张安世传》）。汉昭帝即位后，大将军霍光执掌政权，因为张安世品行忠厚，霍光亲近重用他，把他升为右将军光禄勋。光禄勋，由秦代的郎中令演化而来，它既是官职又是一个机构，主管整个宫廷的警卫任务，也是皇帝的智囊集中和候补官员集中训练之处。

汉代基本沿袭秦代，实行三公九卿制度。最高等级是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它们共同行使宰相的职权，协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参与中央政府的行政决策并负责具体的执行。九卿是九个执行机构，光勋位列九卿。

汉昭帝也对张安世赞赏有加，天凤六年（前75），汉昭帝下诏：“右将军光禄勋安世辅政宿卫，肃敬不怠，未有三年，咸以康宁。夫亲亲任贤，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为富平侯。”（《汉书·张安世传》）

03

张安世被封富平侯，他没有趾高气扬，忘乎所以，而是“怀不自安”（《汉书·张安世传》），愈加懂慎、内敛、勤勉。

这是什么原因呢？

“高处不胜寒”，宫廷朝堂险恶的政治生态，使张安世有“如履薄冰”之感。

汉武帝为了维护皇权，手段之狠辣、态度之冷血，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什么国家勋臣，什么旧日恩德以至骨肉亲情，他都不屑一顾！

曾经“金屋藏娇”的陈皇后被打入冷宫。

曾经宠爱有加的卫皇后在“诬蛊之祸”中被迫自杀。

一听到卫太子“谋反”，不是想方设法核实消息，採取补救措施，而是毫不犹豫地下令追杀，以至混战五天，死亡数万人，鲜血像水一样流入街边的水沟。

卫太子逃到湖县，被围捕的人逼迫自缢而亡。太子的两个儿子也一同被害，只有太子的一个孙子尚在襁褓之中，也被关进监狱。后来，汉武帝听人说长安狱中有王气，竟下令把监狱中的人全部处死。只是由于廷尉监丙吉的舍命抗拒，执行命令的人才未能进入监狱。这个保护下来的汉武帝的重孙子刘病已，就是后来的汉宣帝刘询。

汉武帝做了五十四年皇帝，换了十三个丞相：处死两个、自杀两个、冤杀灭族一个、腰斩一个、疯死一个，剩下的除了善于拍马逢迎而得善终的公孙弘，则大都或因谨慎或因无能，尸位素餐，对汉武帝独揽大权够不成任何威胁而得以保全。

其中最倒霉的是第十二任的刘屈氂。他是刘备的先祖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是汉武帝的亲侄子。“诬盅之祸”初期，征和二年（前91），时任丞相公孙贺被诬陷诅咒汉武帝，被下令赐死于狱中，并被灭族，汉武帝把刘屈氂由太守直接提拔为丞相。他总共只做了一年半丞相，就赶上了卫太子刘据在“诬蛊之祸”中被逼“造反”。在汉武帝严令下，刘屈氂很卖力地打败了刘据。但后来汉武帝懊悔逼死了儿子，反过来找茬清算那些逼死刘据的人，刘屈氂被腰斩于市。

这个刘屈氂和故乡频阳还有着一段不解之缘。

西汉征和二年（前91），时任丞相的刘屈氂陪汉武帝往频山明月寺访仙。时逢旱灾，赤地千里，刘屈氂奏请皇帝免征民租，并调来荞麦籽，督促百姓补种荞麦，当年获得丰收，邑人赖此渡过饥荒。为表感念之情，乡民在流曲尚义村建有“相国庙”，世代祭祀。

父亲张汤的惨死，更让张安世刻骨铭心。

张汤做事只看汉武帝的眼色行事，为达目的，不畏得罪贵族。他治陈皇后巫蛊之罪，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之罪，都不留情面，广有牵连，对一般官吏更是“刻而险”，治起罪来穷追不舍。由于他树敌过多，落得个被人诬陷、狱中自杀的悲惨下场。

这件事，深刻地影响了张安世的处事方式。

受汉武帝托孤重命，权倾昭宣两朝、不可一世的霍光，死后家族被诛灭，更给张安世以强烈刺激。

霍光原是十分小心谨慎的，在汉武帝时期，“出入禁闼二十年”“来尝有过”（《汉书·霍光传》）。据说他规规矩矩到这种地步：连入宫上朝时走的路线和停留的位置都是固定的。正是这一点，赢得了汉武帝的信任，在临死托孤时，命人画一“周公负成王”之图颁赐给他，并把仅为大司马大将军的他摆在那些官阶都比他大的顾命大臣之前，成为托孤重臣。在辅佐昭帝之初，他也是小心谨慎的，借此他树立了威信，得以推行一系列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对西汉社会、经济走出汉武帝几十年穷兵黩武所造成的“天下愁苦”的困境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久握重权，拥昭立宣，立废昌邑王，其权势已达到掌控皇位传承的地步，这已使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执之，久而不归，鲜不及矣。”况且汉昭帝十四岁就能识破上官桀诬陷霍光的野心，足证其非平庸之主。而汉宣帝自幼生活在民间，心机很深，例如他以寻故剑的名义，巧妙地表示要立自己的原配妻子许平君为皇后，从而否定了群臣立霍光之女为皇后的建议。这说明汉宣帝虽让霍光管事，但在原则问题上是坚守不让的。此外，汉宣帝对霍光表面上信任，但内心却十分忌禅。

这里有一个“芒刺在背”的有趣故事。

“帝初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骖乘，上内严惮之，若芒刺在背”（《汉书·宣帝纪》）

这一切都说明，无论从专制时代朝堂政治的伦理还是现实的君臣关系，霍光都应该及早抽身而出，回家养老去了。但是，在权势欲的长期熏陶下，以前那个小心谨慎的霍光不见了，他变得“湛溺盈溢之欲”（《汉书·霍光传》）难抑，权势欲也使他“不学无术，暗无天理”（《资治通鉴》），在专权的路上越走越远。

在昭末宣初霍光大量地把他的故吏、亲属安排在重要位置，他的家人甚至奴仆都仗势骄纵，为所欲为。最后发展到他的继室夫人霍宣为了自己的女儿能当皇后，竟在许皇后产期串通御医毒杀许皇后。霍光虽事先不知情，但在事情快要败露时，却犹橡不决，最后还是採取了掩盖欺哄的办法。霍氏由奢而骄，由骄而恶行升级，以至在霍光死后发动叛乱，最终落了个满门抄斩的悲惨下场。

这件事，对于和霍光共事几十年的张安世内心的震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04

孟子曰：“君子之泽， 五世而斩”。可是从公元前75年张安世始封到公元109年张吉去世无子继承爵位断绝，张氏的侯爵传承了九代，达一百八十四年之久。

这在华夏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这主要是张安世变父亲张汤的“刻而险”为“慎而共”，其主要表现是：谨慎周密的为官态度、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低调内敛的行事风格、与人为善的宽广胸怀。

对此，张安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做为家风代代相传。

谨慎周密的为官态度

霍光领政以后，在武帝旧臣中他只看重张安世。昭帝病逝，霍光奏请太后，封张安世为车骑将军。后来，他们一起立废昌邑王，又一起拥立汉宣帝。霍光去世后，御史大夫魏相密奏宣帝，将空岀的大将军之位授予张安世。张坚辞不受，宣帝只好授其大司马车骑将军（大司马只是荣誉称号），几个月后，他又辞去车骑将军的职位，改为较低的卫将军，领两宫宿卫，只掌管城门和北军。

宣帝内心对霍光十分忌惮，以至有“芒刺在背”的典故，后在谒见祖庙时由“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汉书·宣帝纪》）。所以，宣帝十分亲和张安世，经常和他商议国家大事，决定以后，张安世总是称病退岀，等听到皇帝颁布诏令后，再假装大吃一惊，派人到丞相府去询问。所以，朝廷大臣都不知道他参与决策的事。

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

张安世的哥哥张贺是卫太子刘据的宾客，在“巫蛊之祸”中因张安世的求情而免死，被处以宫刑。后来，张贺做了掖庭令（汉武帝时由宦官担任的后宫部分事务的主管）。在“诬 蛊之祸”中，卫太子之孙刘病已（后来的汉宣帝）被廷尉监丙吉舍命救下，后卫太子平反，刘病已才出狱，交由掖庭抚养。但他身为皇曾孙却无职无爵，实为平民。张贺既伤怀卫太子之死，又伤感故人之孙孤苦无依，因此对刘病已尽心照顾，亲自担任他的启蒙教师，教刘病已读书识字，并自掏腰包补助他的生活。

刘病已到了娶亲的年龄，张贺想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他。当时，汉昭帝刚行冠礼，张安世觉得刘病已虽为平民，但毕竟是宗室子孙，为了避嫌，就拒绝了兄长的建议。后来，张贺自己出钱为刘病已娶了掖庭小吏许广汉之女许平君，是为后来的许皇后。

后来，张贺多次在张安世面前谈到皇曾孙刘病已的才干和他的一些奇异征兆，例如，全身及脚下长毛；睡觉时常放岀光彩；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人们对此感到奇怪（以上据《汉书·宣帝纪》记载）。而张安世总是禁止张贺说这些。因为年轻的皇帝在位，称道先皇曾孙是极其犯忌的。到了刘病已即位为汉宣帝后，对张安世说：“掖庭令当初无端称赞我，你制止他是对的。”

低调内敛的行事风格

张贺于昭帝末期去世。宣帝登基后，感念张贺对自己的恩惠，打算追封他为恩德侯，为他设置二百人家守墓。张安世对张贺封侯一事坚决辞谢，又请求减少为张贺守墓的户数，多次与宣帝讨价还价，减到三十户。张安世还要再减，汉宣帝生气地说：“我本是为掖庭令，并不是为将军你！”张安世才不敢再争。

张安世看到父子显贵，心怀不安，替子张延寿请求外出补官，皇上任为北地太守。一年多以后，皇上可怜安世年老，又召张延寿为后曹太仆。张安世还嫌风头太盛，主动请求不要俸禄。

公元前62年春天，张安世病重，上书要求归还卫将军和富平侯印，宣帝没有接受，只让他安心养病。张安世便带病办公，直到当年秋天病逝。

张安世曾举荐一人为官，后来该人来向他道谢，要是别的大臣，施恩图报，借此可以拢络党羽，培植自己的势力。张安世却说自己是举贤选能，乃是公事，岂能私谢。于是，和此人断绝往来。

与人为善的宽广胸怀

霍光掌权以后，唯我独尊，动辄就治别人的罪，因此积怨甚多。张安世则与之相反，总是以宽容之心对待他人。

他任光禄勋时，有郎醉酒后在殿上撒尿，主事者报告要按法处理。安世说：“怎么知道不是反水浆造成的呢？怎么能拿小过治人罪呢？”

北魏·郦道元在地理名著《水经注》中引用《隋书·经籍志》中记载的《汉武帝故事》中说：汉武帝死后，曾显灵给陵令薛平，说有兵卒在他陵墓前的一块方石上磨刀剑（意思是打扰了他的安宁），要薛平制止。陵令去查问，果然陵墓旁有一方石，下吏兵卒常常去那里磨刀剑。霍光想把那些人都杀了，张安世说：“神道之事，幽渺难知，不宜做为执法的依据”，于是霍光才作罢。张安世的一句话，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

张安世去世后，其子孙一直奉行他的做人之道，时时以霍家灭族之事提醒自己。所以，张氏家族一直被历代皇帝信任，得以袭爵九代，绵延富贵一百八十余年。

05

由于张安世被封富平侯，华夏历史上出现了又一个富平县。

由于张安世家族的爵土经历了曲折漫长的传承过程，这个富平县也经历了迁徙和名称嬗变的过程。

元风六年（前75），汉昭帝下诏封张安世为富平侯。两年以后，昭帝去世，霍光与张安世尊立宣帝。宣帝即位，褒赏大臣，对张安世“益封万六百户，功次大将军光”（《汉书·张汤传》）使张安世的食邑共达一万三千六百户之多。

那么，张安世的富平侯国（县）在哪里呢？

《汉书·张汤传》载：“元康四年（前62）春，安世病，……至秋薨。以子延寿嗣。”又载：“延寿已历位九卿，即嗣侯，国在陈留，别邑在魏郡，租入税千余万。延寿自以身无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国，数上书让减户邑，又因弟阳都侯彭祖口除至诚……天子以为有让，乃徙封平原，并一国，户口如故，而租税減半……”

这就告诉我们，张安世始封的富平侯国（县），原在陈留郡（另有别邑在魏郡），张安世死后，在其子张延寿恳请下，被宣帝迁往平原郡，而且不再有魏郡那块别邑（“并一国”）。

因此，我们的问题衍变为二：张安世在世时的富平县到底在现今何处？他去世后其子张延寿把这个富平县迁到了现今何处？

中国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保存了许多已散佚的古代文献中的资料，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水经注·卷五》载：“…商河又东北径富平县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国也。王莽曰乐安亭。应劭曰：明帝更名厌次。阚骃曰：厌次县本富平侯、车骑将军张安世之封邑。非也。案《汉书》，昭帝元凤六年，封右将军张安世为富平侯。薨，子延寿嗣，国在陈留，别邑在魏郡。《陈留风俗传》曰：陈留尉氏县安陵乡，故富平县也。是乃安世所食邑。岁入租千余万，延寿自以身无功德，何堪久居先人大国，上书请减户，天子以为有让，徙封平原并食一邑，户口如故，而税减半。《十三州志》曰：明帝永平五年，改曰厌次矣。案《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帝六年，封元顷为侯国。徐广《音义》曰：《汉书》作爰类，是知厌次旧名，非始明帝，盖复故耳。”

这段文字明确地回答了我们的两个问题。

第一，张安世在世时的富平县不在平原郡，而在陈留郡安陵乡，即在现今河南省尉氏县境内。另在魏郡（今河北省境内）有别邑。

第二，张安世去世后他的富平县迁到了平原郡（今属山东省）。

两地相隔千里之遥。

06

张氏家族在平原郡的富平县具体位置如何？自古以来这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近年来，相关地方史志工作者更是为之爭得不亦乐乎。

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汉高祖封爰类为侯的厌次县、张延寿由陈留迁来的富平县、汉明帝永平五年所改的厌次县是什么关系？

根据上文中引《水经注》中所说，汉明帝永年五年将富平县改为厌次县是“盖复古耳”，这就表明，这三者是一个地方！

将这一点说得最明白的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他在《水经注疏》中说：“考厌次侯爰类传子至孝文五年，以谋反诛，国除。而张安世封富平侯在昭帝时，其封邑本在陈留郡，及子延寿嗣爵徙封平原，乃宣帝之世。然则昭帝以前，平原未有富平侯国也。盖厌次国除之后，本为厌次县。宣帝移富平侯国于此，始去厌次之名。明帝时仍复其旧，《水经注》谓厌次故名非始明帝，盖复故耳。其说精而当矣。”

由此可知，张氏家族在平原郡的富平县就是古厌次县。

厌次这个地名也很有一番来历。

相传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丞相李斯夜观天象，称多次见东南方向有祥云瑞气岀现，就对秦始皇报称，有称帝之人要降生。秦始皇就三次东巡，要灭掉天子之气。太史公在《史记》中则记载曰：“秦始皇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巡以厌之（厌当动词用时唸ya，有复压、压制、压抑的意思）。”

据说，因李斯测算今江苏省丰县县城要出帝王（即后来的刘邦），始皇大惊，派人在丰县城中心，挖深坑并埋上丹砂和宝剑还筑起二十米高的台；再把城墙上的砖扒掉；又在城四角挖了四个深池（此三招称之对未来的天子挖心、扒皮与刖足），以为这样可以高枕无忧了。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四次巡游，他东抵秦皇岛，又出山海关，到达辽宁绥中海滨。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载：“厌次县，…相传秦始皇东游厌气至碣石，次舍于此，因名之。”说的就是，秦始皇第四次巡游，至碣石厌气后停在这里，因而便产生了厌次这个地名。

剩下的问题，就是弄清古厌次在现今山东平原上的位置。这个位置也就是张氏家族在平原郡的富平县的具体方位。

当地史志学者根据《晋书·地理志》、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太宗四子魏王李泰的《括地志》、唐宪宗元和八年行印的《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经多方考订、辨析后确认：汉代的厌次县一一富平县一一厌次县在今山东省惠民县境内。

07

张氏家族的富平侯在平原郡传承了四代，到了两汉之交，又发生了易名和迁徙，而平原郡的那个富平县还保留了一段时间，也在历史上消失了。

起先，这个富平侯（县）由张延寿传给其子张勃，再由张勃传给其子张临。

张临也谦虚俭朴，每次上朝，常感叹道：“桑弘羊、霍光他们的下场对我是极大的警戒呀，这教训太深刻了！”临死前，张临将财产分别送给宗族故旧，嘱咐后人薄葬不起坟头。

张临死后，其子张放承继了富平侯爵位。此人因为受汉成帝宠信，做了不少有辱张氏家风的事情。他死后，他的儿子张纯继承了侯位。

当时正遇到王莽簒汉。《后汉书·张曹郑列传》说他“以敦谨守约，保全前封。”其实，他其所以很罕见地在王莽新朝保全爵位和土地，有他继承了张安世小心谨慎家风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他头脑灵活，在政治运作上善于见风使舵。他曾领衔数百人为王莽求九锡，而王莽一跨台，汉光武帝刘秀一登基，他立马投奔刘秀，“故得复国”（《后汉书·张曹郑列传》）。主管部门看不下去，上奏光武帝：“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而刘秀却说：“张纯宿卫十有多年，其勿废，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同上）张纯的侯爵在后汉恢复了，但由富平侯改为武始侯，食邑也只有原来富平侯时的一半。

武始侯封地在何处呢？《汉书·张汤传》记载：（张纯）“建武（汉光武帝刘秀登基后的第一个年号）中历位至大司空（即西汉时的御史大夫），更封富平之别乡为武始侯。”这里的“富平之别乡”就是当年张安世兼食之“别邑”，就是魏郡的武始县（在今河北省境内）。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张纯改封武始侯，封邑迁到魏郡后，平原郡的富平县还保留了一段时间，直到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富平县又改回旧名厌次县。至此，这个富平县就在历史上消失了。

张纯临终留言：“司空无功于时，猥蒙爵土，身死之后，勿议保国”（《后汉书·张曹郑列传》）。张纯去世，光武帝下诏要其子张奋嗣爵，张奋按照父亲遗言，坚辞不肯接受。皇帝没有办法，以张奋违诏要将其下狱，张奋惶恐之极，才袭了武始侯爵。

《后汉书·张曹郑列传》记载，张奋年少好学，节制检朴，施行仁义，常常从自己的租俸里分出一些，赡养抚恤宗族亲属，即使到了倾倒柜子的地步，也不停止施与。他在位很廉洁。永元十四年（102），张奋去世。

张奋之子张甫继承封号。张甫死后，儿子张吉继承。永初三年（109），张吉死，他没有儿子，封国被取消。

至此，绵延一百八十余年的张安世家族的候爵方才断絕。

08

因张安世封侯而产生的富平县由豫迁鲁，共存续了一百三十七年，其历史踪迹如下：

前75—前62，富平县在陈留郡，为张安世侯国，在今河南省尉氏县境内。

前62—公元29，富平县在平原郡，为张延寿到其玄孙张纯之侯国，在今山东省惠民县境内。

公元29—公元62年，富平县在今山东省惠民县境内，但已非侯国。

公元62年（在汉明帝永平五年），富平县改回厌次县。

至此，这个富平县从历史上消失了。

行文至此，笔者心中的一个疑问愈加强烈：那个从秦代产生后一直在西北高原上游走、最后落脚到秦川腹地、成为故乡名称并传承至今的富平县，和那个因了西汉名臣张安世封侯而产生并在两汉时期在豫鲁两地之间迁徙并存续137年，然后消声匿迹的富平县之间，难道没有一点关系吗？至少在元前75年到公元62年这137年间，华夏大地上存在着两个富平县，这怎么解释呢？

期待着搞地方史志的专家学者们能开释以上疑团。

附记

《汉书·张汤传》载：“张汤，杜陵人也。”杜陵县因汉宣帝修陵而得名，原名为杜县。

2002年4一10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西北政法学院南校区进行考古发掘时，发掘出西汉张汤墓。今长安区在西汉时正是属于京兆尹辖杜陵县。

有趣的是，考古工作者从该墓的棺木灰痕等分析确定，墓具为一棺，无外椁。这印证了成语“牛车之祸”之不虚。

《汉书·张汤传》载：“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俸赐，无他贏。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而死，何厚葬为。’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椁。”

成语“牛车之祸”就是指官员遭遇政治横祸而死。

2008一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长安区凤栖原发掘出一个西汉贵族家族墓区。其中最大的墓园中发现了一枚大型篆书“张”字青铜印，在其中的一号耳室中出土了“卫将长史”封泥20枚，而且仅有此一类封泥。表明墓主可能是“卫将军”，而文献记载西汉一朝担任过卫将军的张姓人士只有张安世一人。由此断定，这基园就是西汉一代重臣张安世之墓。这墓区共有十四座墓葬，确定是张安世及其子孙的家族墓区。

《汉书·张汤传》载：“元康四年（前62）安世病，…至秋薨。天子赠印绶，送以轻车介士，谥曰敬侯。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

张安世的墓地确在杜东区域。其墓葬规格之高，堪比汉王。大型高等级漆绘车辆、高等级从葬甲士俑、高规格祠堂建筑和许多高规格的随葬重器，都印证了上述文献记载的张安世死后皇帝御赐茔地、御送“轻车介士”（介士即甲士）以及将作“起冢祠堂”等内容。

这个系统完备、营造精细的墓园，应该是皇帝御赐，也是“将作”（国家工程技术人员）营建的杰作。在王侯级别的考古发现中，是极其罕见的。

参考资料

1．郑军政，富平县名来历及富平三迁，富平人，2017．8．10．

2．王剑，古厌次县考辨。

3．彭辉，富平流曲镇：回望古城话乡彥，富平人，2016．6．19．

另，考古信息来源于网络 。

作者简介：党四善，陕西富平人，陕西科技大学教授，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