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玮玮 陈雅雯

案外人的反对：案情简述及处理异议

约在北魏宣武帝正始初年（504-505年），孝文帝之女兰陵长公主与曾为南朝宋的皇族出身的刘辉结为夫妻。二人联姻，在当时流亡北朝的南朝皇族后代中十分常见。起初，二人感情尚可，但未过几年，约在魏明帝神龟年间（518-522年）刘辉便经常外出偷腥。据《魏书》卷五十九的记载:“公主颇严妒，辉尝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杀之。剖其孕子，节解，以草装实婢腹，裸以示辉。”长公主本性善妒，难以容忍刘辉的不忠行为，对待与驸马通奸的怀孕婢女，竟然采用类似于明代剥皮实草之法，十分残忍地将婢女连同胎儿一起杀死，斩草除根，足见长公主的好妒，而且惨无人道。

此事传到了当时摄政的太后耳中，经过查证，太后一纸懿令便结束了二人十年相爱相杀的婚姻。然一年后，兰陵长公主又和刘辉复婚。未曾想刘辉依旧本性难改，竟在长公主怀孕期间，置长公主于不顾，与平民张智寿的妹妹张容妃以及陈庆和的妹妹陈慧猛有染。原本试图隐忍的长公主在他人的挑唆下，妒火重燃。结果两人发生争执，愤怒的刘辉“推主堕床，手脚殴蹈，主遂伤胎”，而后畏罪潜逃。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曾将该案列为古代中国最典型的司法案例之一。

北魏朝廷对如何审判刘辉以及惩治张智寿、陈庆和兄妹的意见不一。以尚书三公郎中崔纂为代表的汉官集团，主张应该以父系家族伦理为标准来判案，坚守“夫为妻纲”的原则；而门下省官员则主张维护皇室脸面，坚守“君为臣纲”的原则。故而，门下省奏请应将刘辉、张容妃和陈慧猛三人判处死刑，张智寿、陈庆和作为兄长预知奸情却不加干预，甚至有勾引刘辉之嫌，应流配敦煌。

最终，朝廷基本接受了门下省的处理意见，只是将张容妃和陈慧猛由死刑改为“髡鞭付宫”，即削其发、鞭笞后送入宫中为奴。崔纂随后提出了以下异议:

其一，依《北魏律·斗律》：“祖父母、父母愤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刘辉只是杀死骨肉，应定为堕杀亲子罪，仅适用徒刑。

其二，如果案犯涉及死刑或流刑，则应待主犯定罪后才可处置从犯。因此，对待民女张容妃和陈慧猛，至少要待刘辉缉拿归案后再作判决，且二人仅为通奸，罪不致“髡鞭付宫”。

其三，张智寿、陈庆和作为兄长实在无辜，不应连坐。据“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的原则，已出嫁之女所犯之罪不应连坐娘家兄长。尚书元修义也认为：“明妇人外成，犯礼之愆，无关本属。况出适之妹，衅及兄弟乎？”同时，张智寿、陈庆和二人包庇妹妹的行为符合“亲亲得相首匿”，于礼于法均可豁免其罪。

其四，门下省属内朝，当时仅负责传递文书，并无参与判决之权，隶属于尚书省的刑部才是该案的当然裁判者。而该案的最终判决恰是完全无视刑部的存在，可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李贞德：《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参与者的处境：

异议剖析与汉化进程

北魏鲜卑族统治集团当时汉化并不彻底，仍保留部分母系社会的传统，女性享有较高的地位，颇能决断家国事务。

按照北魏传统，婚后丈夫要到女方家居住一到两年之后才可同妻子单独居住，因此，即便是出嫁的女子往往仍与娘家往来频繁，而与夫家较为疏远。

就此而言，张智寿、陈庆和作为兄长遭到连坐，并不是无中生有，毕竟符合鲜卑传统。崔纂恰恰认为要连坐的是婆家，鲜卑则习惯连坐娘家。同时，一夫一妻多妾制的传统主要存在社会的中上层人士中。

这一儒家伦理如果在北魏上层贵族深入人心的话，长公主就不会在驸马出轨后做出如此举动。

然而，北魏中后期社会上却出现了另外的景象，一夫一妻盛行，蓄养小妾似乎并不多见。据《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传》载：“将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无妾媵，习以为常。妇人多幸，生逢今世，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纳妾者成为少数，社会形象也不大好。“设令人强志广娶，则家道离索，身事内外亲知，共相嗤怪……父母嫁女，则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持制夫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传统的贞节观虽仍较多地存在着,但婚外私情和妒悍现象同样盛行，这是导致刘辉一再偷腥，长公主悍妇形象的外在原因。

因此，女性基本不再理会儒家“七出”所认定的“妒”妻作为休妻之法定理由。长公主杀人在前、动手在后的行为并非刁蛮所致，乃社会风气使然。

另外，考虑到当时律法对通奸行为的惩处并无明确规定，长公主只能通过杀婢女以泄愤。或许长公主更是希望借此机会发泄对政治婚姻的不满。毕竟，北魏的大多数公主婚姻并不幸福，她们或是由于政治关系面临家与国的选择，或是由于与丈夫关系恶劣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可以说公主婚姻是国家政治的牺牲品，对此，长公主亦深受其害。（苗霖霖：《北魏公主婚姻考》，载《唐都学刊》2012年第2期）

退一步讲，崔纂一方试图以汉族士大夫的儒家礼法挑战北魏少数民族的当权者，殊不知儒家礼法本是为了维护北魏皇权之稳固，一旦礼法伤及皇族之颜面，便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

因此，其异议全部遭到驳回。按照儒家伦理的逻辑，“出嫁从夫”，长公主在嫁与刘辉后，她和胎儿都应该遵从刘辉的夫权和父权，刘辉对其加害的行为，就应当以家庭成员之间的犯罪而非侵害皇权的犯罪论处。

不过，按照儒家的“三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均要为“君为臣纲”让路。长公主为皇家子嗣，与驸马之间不仅是夫妻关系，而且更是君臣关系。凡臣下伤害君上，均为死罪，因此，本案的最终判决并不违背儒家基本伦常。

身为朝中股肱之臣的崔纂，在北魏孝明帝熙平初年，“为宁远将军、廷尉正，每于大狱，多所据明，有当官之誉。”但因自视甚高，与同僚不和，曾祈求解任，得了领尚书三公郎中的闲职。未过多久，便被免职。其人可谓孤傲倔强，自视出身博陵崔氏名门，得汉人儒家真传。

殊不知，汉化的北魏有反弹之势，在孝文帝去世以后仅过了25年，北魏边镇鲜卑军事集团就发动反汉化运动六镇起义，最终导致了北魏分裂为东西魏。

并且，北魏在对待汉人礼制与律法上，抱有较强的功利态度。以内廷制约外朝的汉人政治架构被北魏朝廷效仿，但汉人政权消极的一面，例如太后干政，均是东汉倾覆的前车之鉴均被北魏继承，这对于儒家士大夫而言是难以接受的。

决策者的关系：

细节回溯及背后缘由

据《魏书》记载，在第一次长公主残忍杀害与刘辉有染的婢女及其腹中胎儿后，刘辉“忿憾，疏薄公主。”清官难断家务事，刘辉并没有将此事告发，反倒是长公主的姐姐因听闻此事后禀报给了灵太后。灵太后乃孝明帝生母。公元515年，宣武帝去世，孝明帝即位。孝明帝年幼，皇太后胡氏充华（死后谥号灵太后）临朝听政。灵太后曾下令造申讼车，以接受投诉冤情，又在朝堂亲自策试孝廉、秀才、州郡上计簿的官吏，颇通律法及官场政治。

长公主是宣武帝的姐姐，灵太后便是长公主的弟媳，因此，太后对此案不能不上心，当时便召集清河王元怿共商处理办法。元怿乃孝文帝第四子，与长公主为亲姐弟，“才长从政，明于断决，割判众务，甚有声名”。

孝明帝继位后，元怿历任司徒、太傅、太尉等职，掌门下省事务。灵太后与元怿商议纯属处理皇家内部事务，看似由门下省议决，然并非按照一般司法程序处置，实乃维护皇家脸面之必要。更何况门下省本为皇室秘书机构，由皇家子嗣掌管，且参与皇家事务处理，颇与清代专门处理皇家事务，并且享有皇族案件审判权的宗人府类似。崔纂以“名不正则言不顺”，指责门下省僭越职权，主张“门下中禁大臣，职在敷奏”，但他未尝不知自汉代以来，帝国中枢有外朝和内廷之分，是为“朝廷”。

门下省设置的初衷，便是为了皇权能够更好地制约以尚书省为首的外朝。北魏之际，门下省、中书省和尚书省虽然初步实现了权责分明，即中书省负责起草旨意，门下省负责传达，尚书省则总领执行，但利用门下省监督尚书省的目的并未改变。这就有了作为秘书机构的门下省而非刑部的意见被采纳的定罪结果。

因此，崔纂虽然形式上反对本案由门下省查办拟判，实际上意在对太后等人通过非正常渠道介入司法、展现权威的做法表示异议。

元怿当时是与同为辅政大臣的高阳王元雍、广平王元怀共同查证此事的，三人认为长公主与刘辉不和，建议离婚，同时削除刘辉的封位，太后从之。广平王元怀是北魏洛阳时代末期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乃孝文帝皇子、宣武帝同母弟，可谓亲尊莫二。《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冲觉寺》载：“延昌四年（515年），世宗崩，（清河王）怿与高阳王雍、广平王怀并受遗诏，辅翼孝明。”

可知，对于皇族内部家事，灵太后当然是要求先皇遗诏辅政的三位亲王来处理。延昌四年（515年）二月，元怀晋升司空，与新任太傅、领太尉、高阳王元雍和司徒、清河王元怿并列三公；八月，元雍被权臣于忠废黜，清河王元怿升任首辅大臣，元怀则递补元怿太保、领司徒之缺，与司空、任城王元澄结成新的辅政格局；十二月，太师元雍复出，又与元怀、太傅元怿，后父中书监、侍中胡国珍联袂“入居门下，同厘庶政”。

不过，孝明帝初期的宗室辅政大臣徒有其表，并无实权，在朝廷“公”的帝国事务上只能秉承强后和权臣意旨受成事而已。

当然，在宗室“私”的家族场域，元怿、元雍和元怀则有资格出席皇家宗族的宗议，裁决皇族内部事务，即调查奏报长公主与刘辉夫妻不和一事。（刘军：《&lt魏书·广平王元怀传&gt补疑》，载《古代文明》2013年第四期）

不过，元怿自幼聪敏，长相俊美，灵太后常招其夜宿宫中，成为太后面首，必然能够秉持太后懿旨。就此而言，崔纂所提异议，也是对女后专权的抗争，女后专权必然违背儒家伦理。

另外，元雍风评并不好，传闻他曾殴打致死了第二任妻子崔氏，且妓妾满房，侍近百许人，如此之人竟能参与案件处理，实乃有违儒家之道。加上刘辉乃南来投靠北魏的汉人旧贵，这些都让刘辉在第一次偷腥之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无法按照儒家“三妻四妾”的伦理纲常以及正常的司法途径获得公正的裁决。

一年后，在高阳王元雍和深得灵太后信赖的宦官刘腾的再三请求下，才让长公主与刘辉复婚，史载“太后流涕送公主，诫令谨护。”一来说明太后与公主的情深，二来依然认为是公主受了屈辱，要求严加保护。

实际上，北魏公主的婚姻大多是皇帝的赐婚，且不可逆，即便是皇帝所命离婚也是不可逆的。灵太后能够同意长公主与刘辉复婚，已是莫大恩宠，可见灵太后、元雍以及刘腾与长公主之间的深厚情感，这就基本预示了刘辉再次通奸可能的结局。

正光初年（520年后），刘辉又与两民女私通，“公主更不检恶，主姑陈留公主共相扇奖，遂与辉复致忿争。”这位陈留公主显然是导致长公主之死的催化剂。长公主与陈留公主，从父家说是姑侄关系，从夫家说则是妯娌关系，感情甚好。当时陈留公主已有50多岁，她婚姻坎坷，虽欲坚持自己的意念，但最终未能牵手中意之人，无法得到一段稳定幸福的婚姻。

因此，她见长公主一再受辱，便鼓动长公主为自己而战，酿成不可挽回的恶果。可以断言，陈留公主及与其有特殊关系的人都是长公主与刘辉结局的制造者，例如宦官刘腾曾经和陈留公主一起参与了颠覆冯皇后的重大事件，可谓铁杆交情。（罗新：《陈留公主》，载《读书》2005年第二期）

在公主因伤致薨后，灵太后十分悲痛，亲临恸哭，出葬城西，亲送数里，尽哀而还。原因正如她对侍中崔光所讲：“追念公主为辉顿辱非一，乃不关言，能为隐忍，古今宁有此！”也即，长公主并未主动将驸马刘辉的恶行向灵太后告状，而是选择了一直隐忍不发，可谓顾及了皇室和夫君的颜面，即便是按照儒家的“夫为妻纲，君为臣纲”之礼，长公主也尽到了为人臣为人妇的伦理道义，乃古今第一楷模。

再加上陈留公主等人结合自己的境遇感知的真情陈述，灵太后必然要对刘辉施加酷刑，方可祭奠长公主的妇道和臣道。崔纂显然没能从同为女人的灵太后以及陈留公主等人的立场出发，只是站在完全中立的视角上看待这桩普通的故意伤人致死案，未真正深入案件内里，调和情理法之冲突。

崔纂等人所提异议看似在强调儒家礼法原则及捍卫司法裁决权，实则既没有厘清内外之别、家国之分，也没能真正调适儒家义理与北魏社会政治习俗之间的适用张力，自说自话，其后果可想而知：崔纂尚书三公郎之职被免，尚书元修义也被“夺禄一时”。

不过，驸马刘辉的结局尚好，本欲被执行死刑，然“会赦得免”，正光三年（522年）官爵也得到了恢复，且升任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可见刘辉的才能并非因为长公主之死而遭到否定。可惜他一年后便病故，自此家道中落。冥冥之中，或有天意。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