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依靠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一众名臣，实施“隆庆新政”，革弊施新，使四海内外得以大治的明穆宗朱载坖，（坖，[jì] 古同“忌”）因长期服食春药，终于支撑不住，年仅36岁便溘然长逝。死前，穆宗托孤高拱，遗诏皇太子朱翊钧继位，嘱咐其要：“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于是在朱翊钧十岁这年，他接手了因父亲晚年荒于政事而留下的烂摊子，登基为帝，改元万历，是为明神宗。

▲因嘉靖帝迷信“二龙不相见”之说，朱载坖与其的父子关系极为冷淡，直到景王朱载圳身死，朱载坖才得位诸君

万历皇帝继位之始，恪守父皇遗训，“进学修德”，不忘读书。据载，万历皇帝从懂事开始，就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继位之后，又听从张居正之言，每天日出之时驾幸文华殿，听一众儒臣讲读经书。稍事休息后回讲席，再同老师研读史书，等到在此用完午膳才返回宫内。这样的日常只有在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得以暂免讲读，此外风雨无阻。

▲万历皇帝从少时开始就一直勤奋好学，这份勤勉在大明朝一十六帝中都是少见的。

除了读书外，国事政务方面，万历皇帝一继位，托孤大臣，大学士高拱就马上上书呈进新政五事，要求万历皇帝需”御门听政，亲答奏请，面见辅臣，议处要事”,而且一应奏折在阅览后都要发送至内阁看详拟票，杜绝内批留中。高拱临终受命，自是本着“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阁”的想法，想要朝夕训导少帝，但未免操之过急，令年仅10岁的万历皇帝生出了危惧之意，只得“拱默受成于两宫，权不自制，惟恐外廷之擅”。

▲高拱和张居正一同开创新政，使得穆宗、神宗两朝皆有中兴之象。

高拱虽然一腔忠君爱国之心，但主弱臣强必遭非议，且高拱得内阁首辅之位后确是稍嫌专横，“专权之疑，深中帝心”，最后终被勒令致仕，以张居正代其位。而正是高拱的”专权之疑“，造就了一个把持朝政权柄于手，改革图强的英明之君。此后，万历皇帝励精图治，推行新政，将“大柄悉以委居正”，并以师礼待之。于是在万历元年到万历十五年这之间，万历皇帝始终不倦朝政，十年改革，一改正德、嘉靖两朝以来的颓态，开创出“万历中兴”的中兴气象，可惜的是，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宣告改革结束，万历皇帝也自此开始亲政。之后，万历皇帝借中兴之势，守土平乱，发动万历三大征，虽然耗费钱粮无数，但确确实实的巩固了大明疆土，令明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牢不可破。（万历三大征为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

▲万历皇帝是大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48年，掌权后曾言：”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

不过一切都在万历十五年结束了，在打出大明威风的三大征后，勤于政务的万历皇帝突然罢工，对国事政务消极以对，反而“日夜纵饮作乐”，也是在这一年，以立皇太子为借口，实则为夺取朝政大权的“国本之争”就此开始，而后一发不可收拾。此后，万历皇帝因自己的“家事”被群臣干预，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而心灰意冷，怠政之势更盛，对于朝臣干预宫廷，党争不休，不胜其扰的万历皇帝打定主意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亦不再接见朝臣，而是暗中通过一些手段掌控大权。于是在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大明朝政日益衰败，内阁已是“人滞于官”、“曹署多空”。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持续将近15的国本之争终于以万历皇帝让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告终。

▲国本之争中人多为日后的东林党，故此国本之争也可以看作是最开始的东林党争。

然而，国本之争好不容易停歇，东林党争又裹挟着福王庄田之争、梃击案等等大事而来，再加上趁势崛起的辽、金的屡屡入侵，大明几有亡国之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萨尔浒之战中明军丧师辱国，为添军费，万历皇帝不得不下令向民间征收“辽饷”，可非但没有使已呈败局的明军转败为胜，反而令民众怨声载道，起义频发。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这个因怠政后，家事被干预，而和朝臣作对了几十年的皇帝，终于因长期的酒色无节和外忧内患病重不起，于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