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后门一条街，是我们的食堂，也是课堂）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好歹在我们荷尔蒙最澎拜的岁月里，我们拥有过后门一条街。　　那时，我们同时是后门的阿飞和君子　　故事拥有人：毛尖，1970年生　　1988年夏天到华东师范大学来上学，除了中间到香港读了三年博士，我在师大呆了快三十年。对我而言，华师大从前和现在都是世界的中心。　　在相对清贫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华师大后门”，首先意味着美食。后门一条街，小店上百家，每家店都有自己的名字，不过我们一般用“胖子生煎”“小姑娘理发店”“老头书店”这样直截的方式谈论他们。那时候小饭店不像现在注意装修，老阿姨锅贴做得好，老阿姨的态度可不怎么好，我们四个小姑娘进去东瞄西瞄想找个安静点的角落，老阿姨一个眼神横过来，“坐伐？再不坐没位置了。”我们就乖乖地在正中间的大圆面桌边坐下，一会来个老头跟我们拼桌，一会又来两个人高马大的男人，点一溜啤酒在桌上，男人看我们吃得清贫，就请我们喝啤酒，推了一个回合就喝，然后老头也把他的熘猪肝和我们分享，我们喝着啤酒吃着熘猪肝，一点不觉得难为情，满身心觉得自己就是后街的主人。　　后门一条街，是我们的食堂，也是课堂。理发小姑娘一边帮我们剪刘海，一边说她母亲要她回家结婚，她的问题比哈佛哲学课更有现实主义价值，“是该回去在一个四线城市开创一番事业顺便尽孝还是在一线城市等候一个更好的男人？”这是后门的意义，我们在这儿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学习伦理、道德和文化。　　如今华师大后门还有，后门文化没有了，整条后街也相对萧条。热闹的时候，后门熙熙攘攘程度超过南京路。尤其是周末，到长风公园的游客也多，路边摊加上临时小贩加上流动兜售加上小偷小摸，一路书店饭店理发店水果店，店前是各种交通工具推出来的卖茶叶卖红薯卖甘蔗汁卖盗版碟，然后地上是卖发卡卖旧书卖廉价玩具的，它是那个年代的剧照。我们跟后门所有的店主都认识，有一次，我在学校舞会上，还跟卖甘蔗汁的小伙子跳了半天，他穿上西装差点没认出来。舞会结束，他热情地跟我们一帮女生说，下次到后门来吃甘蔗汁啊。那时候我们和摊贩没有那么深的鸿沟，那时候我们对世界的想象还饱含温度。　　那时我们对资本和地界也没有太深认识，后门是我们的，长风公园也是我们的。夜幕降临，和联谊寝室的男生一起去爬长风公园。同行一个女生爬是爬上去了，但无论如何不敢下来。绝望之际，长风公园的巡逻狗远远地叫了两声，狗音刚落，女生哧溜落地。还有一次在公园里偷船划，让巡园的给发现，乖乖出来，偷偷约好全部上岸后，分三个方向跑，但是上岸发现巡逻牵了一条狗，只好乖乖跟他们走。他们要登记我们的名字，说看得出来我们是华东师大的，等天亮要去学校告我们。我们就哭，气氛相当悲惨，巡逻的终于不好意思，说算了算了。然后陪巡逻的打半宿的牌，天蒙蒙亮，放我们走人。我们还是爬门出去，出来一个，狗叫两声。女同学的晕高症也不治而愈。今天说这些，简直有白头宫女之感了。　　反正，现在我们和学生聚会，常常去环球港。我不想诋毁环球港，环球港也建得不坏，只是，“华师大后门”是为青春期准备的，后门一条街匹配我们的大学教育，环球港是为消费准备，匹配的是三号四号十三号地铁。环球港现在号称土豪港，意思不大好，可我们也曾经是华师大周边的土豪，像我师兄罗岗，师大前门后门的饭店服务员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常常，他带着我们浩浩荡荡地进饭店，一路小姑娘亲切地叫“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搞得我有时觉得老罗请大家吃那么多顿饭，就是为了一次又一次地享受这种阅兵仪式。师大周边的店都是罗岗的店，盗版店的老板娘喜欢他，老板也喜欢他，老板娘卖给他八元一张，老板一赌气，卖给他七元一张，后来老板和老板娘分家过，我们都说，罗岗有责任的。　　盗版碟已经淡出我们的生活，男生也不会为了一个卖鞋姑娘，天天中午去十二百货看她，女生也不会对“贴膜王中王”动感情，好像，我们把眼泪力气都留在上个世纪了。我们更干燥地出发，更不动声色地和生活打交道，我们现在很COOL，但我们也更经常地没劲。不过，好歹在我们荷尔蒙最澎拜的岁月里，我们拥有过后门一条街，我们在这条街上寻愁觅恨过，艺术系男生和火锅小老板为了一个女生，大家飞过杯子和小刀；我们也在这条街上建功立业过，帮电话卡老头追到了一个小偷，并且成功地教育了这个小偷。那时，我们同时是后门一条街的阿飞和君子。　　好吧，最后我希望今天的追忆，不是为了怀旧。　　失恋了，“后街”买包东北炒瓜子　　故事拥有人：庄瑜，1979年生　　1997年以前，华师大周边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地标——长风公园。　　小时候，去长风公园是件大事。一是因为那里很远，当时属于“西郊”。我家住卢湾，去长风公园只有94路这一种交通工具，要从襄阳公园这一头的终点站，一直乘到金沙江路怒江路那头的终点站。　　二是因为公园很大，里面有湖有山，可以泛舟，可以骑马，最重要的是有“勇敢者的道路”，可以爬杆、爬铁丝网，过独木桥、梅花桩。对于我们这些上海的70后、80后来讲，诱惑不亚于现在的迪斯尼乐园。　　1997年，我18岁，进入华师大外语学院念书。从那以后，我跟这块地方就分不开了。　　“爱在华师大”，这是一进学校就体会到了。我的宿舍在八舍，楼前有一个篮球场，总能看到一些男生裸着上身打篮球，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后来发现，我们学校的篮球场都在女生宿舍楼前，风景独好。你说学校怎么这么有想法呢？　　那一年的新生杯篮球赛，我们学院拿了冠军。要知道，我们总共只有三十多个男生。这件事情让男生们骄傲了二十年，前段时间还有人提起。比赛期间还成了一对。当时有人受伤了，我跟另外一男一女两个同学护送他去普陀区中心医院。我虽然是大班长，可对跑医院一窍不通，全靠另一个女生跑前跑后。同去的男生看在眼里，觉得“她怎么这么善良呢”，这就爱上她了。他们俩好到现在，今年孩子满10岁。　　有恋爱，当然也有失恋。失恋的时候，去“后街”是最治愈的。　　“后街”就是枣阳路，我妈说，她（上世纪）70年代在华师大念书的时候，后街就很热闹，那时学校后门围的还是竹篱笆。有次听一个老师的讲座，他说“后街文化”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宣泄场所。学生们需要一种平价的生活，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约上三五知己，“后街”走一遭，心结就解开了。——有段时间，后街的火锅店实行啤酒畅饮。结果发现学生们太能喝了，很快就取消了。　　记得有次一个同学失恋，我陪她去后街买了一大包散装的东北炒瓜子。回到寝室，我说：今天破例，瓜子壳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们把门一关，一边聊天，一边尽情地“啵啵啵”吐瓜子壳。一大包瓜子磕完，心情似乎也舒畅了不少。　　后街海纳百川，有各地美食。我第一次在上海吃到煎饼果子就在后街。当时学校后门后有个小摊，我每两天去买个煎饼果子，胖到不行。　　第一次吃炒河粉也是在后街。小贩推车出来，煤气灯一点，大家就坐在条凳上看他现炒现卖。　　还有我家不吃螺蛳，吸螺蛳的技能是在后街学会的。爆炒螺蛳，6块钱一大份，现在上哪儿找去？　　再说说后街有名的小餐馆吧。有家卖中式小点的满园春，有些年头了。我跟室友两人常点一份锅贴，再分享一大碗酸辣汤。　　枣阳路金沙江路口有家清真馆，就是“三片盖浇饭”很有名的那家。谁能告诉我它叫什么名字？“三片”除了辣椒片、肚片，还有哪一片？读书时候，我们常常呼朋唤友，“去吃三片盖浇饭”。不过我爱点的是牛肉蛋炒饭——你不觉得蛋炒饭配牛肉很特别吗？　　再说点文艺的吧。千禧年的时候，我们学校的一对文艺青年在学校后门的弄堂里开了个酒吧，名叫“麦田守望者”。那时，文艺青年是学校的主流，一听酒吧的名字，大家趋之若鹜。我们学院在那开过诗歌朗诵会，念叶芝、泰戈尔的诗，忘了有没有聂鲁达。　　我在华师大念了本科、研究生，之后又留校当老师，今年正好二十年。前几年学校礼品店推出了两件校园衫，一件叫“中北文艺青年”，另一件叫“闵大荒拓荒者”，两个校区的特点可见一斑。　　现在，我在“闵大荒”上班。不过只要有机会回中北，我总是屁颠屁颠地特别高兴。　　爷叔摇摇头，阿姨讲“小姑娘，侬在做啥”　　故事拥有人：顾汀汀，1987年生　　“五月的阳光洒下　五月的风吹起　　一切沸腾的感情　　都将沉淀为清澈的空气　　五月的阳光洒下　五月的风吹起　　便是年轻的故事最潇洒的注脚”　　雷光夏的这首《逝》，我觉得写的就是我的大学时光。　　2007年，我考进了华师大的设计学院，教学楼是原先的华师大二附中。那一年，我们流行在寝室里放周杰伦的《牛仔很忙》，流行在网上用QQ聊天，怕中了叫“熊猫烧香”的病毒，当时的网络流行语是“你好雷”、“好有才”。　　人人都说“爱在华师大”，直到有天我去交大闵行校区逛了圈，才知道此言不虚。那边的校园里，路上走的是一个个戴眼镜的单身男；我们的校园里，丽娃河边、高大茂盛的杉叶林里，到处是两两相靠的情侣，女生宿舍楼下永远等着男同学。　　我们宿舍门口有个很大的操场，记得有好多好多个晚上，大家躺在操场的草地上看星星。夜晚，身边的人看得并不是很清楚，只有远处的灯光星星点点，我们聊着“你将来想干嘛”、“我将来想去哪里旅行”“我们以后会不会一直在一起啊？”　　如果把视线拉远一些，会发现操场上躺的都是人，可能还有从浴室里出来的同学端着洗脸盆从不远处经过。但并没有人觉得眼前的景象有什么奇怪，因为校园是我们的理想国，无条件地包容我们肆意做梦，挥霍青春。　　有时，白天我们也在草地上躺着，指着远处初见雏形的环球港议论：“这是要造什么宫殿啊？”　　校园里那么乌托邦，校门以外又是那么有烟火气。中山北路上的正门旁边有个三层楼的超市，买东西方便；后门出去是曹杨，吃饭、唱歌、买衣服什么都有。我记得枣阳路金沙江路口有家理发店叫“阿玛尼”，我们系的男生理发都去那儿。“阿玛尼”附近还有家KTV，大学四年，我们老去那里唱歌。总有人要点“死了都要爱”和陈奕迅，好像不吼两嗓子不过瘾。最怕有人点古巨基的《劲歌金曲》，一唱十几分钟，女生们集体拿起了手机。毕业时吃完散伙饭，全系同学去唱歌，很多人唱哭了。　　当然，最有烟火气的还是后门外面的那一段枣阳路。　　我们电影专业的学生时常要拍片交作业。枣阳路上什么人都有，有出来觅食的学生，来自各地的摊贩、餐馆老板，附近新村里的爷叔阿姨，是我们拍实验片的最佳拍摄基地。那时常常旁若无人地在人流里支起三脚架搞创作。记得拍过一个短片，拍人来人往的行人，想表达的是“外面的世界变化好快，我好迷惘”——其实那时的我们多么无忧无虑啊，迷惘是后来才有的事。　　长风公园也是我们的片场。我跟要好的女同学一人买了个兔头道具，互相拍照。公园里锻炼的阿姨爷叔惊呆了，纷纷围过来。爷叔摇摇头，阿姨问：“小姑娘，侬在做啥啊？”我也不响，因为同学正在给我拍照啊！那时觉得被当成神经病才开心，我们是学艺术的嘛。　　白天背着单反搞创作，晚上我们几个同学就相聚在枣阳路上的姐妹川菜馆，交流各自拍的大片。姐妹对面是吃烧烤的露天大排档学友，这两家永远挤着许多青涩的面孔，一桌桌点起啤酒来毫不手软。一定要喝到有人醉有人哭，满桌空啤酒瓶才买单收场。　　我第一次吃沙县小吃也是在枣阳路，福建同学带我去的。点了份蒸饺，仿佛发现新大陆，当场又追加了一份。后来常常和同学互发短信：几点几点沙县等。　　记忆里的枣阳路永远灯火通明。有时一群人喝到满脸通红、后门关门，就走到华师大印刷出版社那边的侧门翻墙进去。被我们吵醒的宿舍阿姨忍不住要念叨两句：又这么晚回来！　　毕业那年，学校后门堵上了。有人说是因为店门合约到期，有人说因为华师大地势低，每年台风季总是水淹校园。不知道现在学弟学妹们去哪里吃“黑暗料理”呢？

(原标题：后门一条街，是我们的食堂，也是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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