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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大儒扬雄,其实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扬雄四大赋 哪个最出名)

网络整理 2022-06-06 最新信息

汉代大儒扬雄,其实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那篇著名的《陋室铭》中提到“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而这位堪与诸葛先生比肩的子云亭主人,便是“首批四川历史名人”之一的扬雄。

3月25日晚,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名人大讲堂”在四川省图书馆迎来“扬雄月”的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杂志主编刘跃进,以“西道孔子,世纪鸿儒”为题,讲述了这位蜀中才俊一生的功过是非。

生平

说起蜀中汉赋大家,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暂且不论,单是那一曲《凤求凰》就足以让他声名远播。至于扬雄,多数人对他的印象仅仅停留在这个名字上,甚至很多人连扬雄的名字都没有听过——“杨雄是梁山泊上那位好汉吗?”

其实,也怪不得大家孤陋寡闻,刘跃进先生经过一番细致研究,仍然难以勾勒出扬雄的完整印象,“我有时候能理解扬雄,有的时候又不能理解扬雄。这个人生平极其简单,思想极其复杂,复杂到你没话可说的地步。”

汉代大儒扬雄,其实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蜀郡少年,潜心求学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8年,“按照西历,他当然是一个跨世纪的人物”,因此刘跃进将扬雄称为“世纪鸿儒”。

40岁之前,扬雄一直在蜀中安心求学。“蜀中的生活,虽然寂寞,但是快乐。他喜欢古老的文化,对于功名利禄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我觉得扬雄比较幸运,在蜀中,他遇到了两位重要的老师,一个是严遵,一个是林闾翁孺,这两位都是思想非常开阔的人。”

严遵,今天的成都人或许更熟悉他的字——君平。严君平常在成都街头占卜,挣够了钱,就回家招收弟子,讲授《周易》《老子》《庄子》。扬雄正是受严君平的影响,对道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林闾翁孺则擅长文字学,扬雄年轻时拜他为师,潜心研究文字之学,为其日后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屈原与司马相如在文学上对扬雄也影响颇深。少年扬雄曾仿屈原《离骚》作《广骚》,仿《九章》中《惜诵》至《怀沙》部分作《畔牢愁》,他还创作了一首《反离骚》,投入岷江以悼念屈原。司马相如更是扬雄少年时代的偶像,从作品到人生,扬雄走着与司马相如相同的路数。

隐于朝中,远避政治

扬雄40岁左右时,蜀人杨庄向汉成帝推荐,说扬雄的文章近于司马相如,扬雄于是被召入京。扬雄入京后,创作了《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风格颇为相近,颂扬汉帝国的声威和皇帝功德,传诵一时,从此步入官场。

司马相如身逢大汉盛世,自然有许多施展才华与抱负的机会,扬雄却身在汉末乱世,不得不小心谨慎,以避祸端。

扬雄晚年时,外戚王莽假借符命自立为帝,建立新朝,之后便严厉禁止符命之事,以神话自己。哪知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棻为谋求利益,又献符瑞,王莽大怒,下旨杀死两人,又四处搜罗同党。扬雄当时正在天禄阁校书,听说办案的人要来逮捕他,害怕自己难以逃脱,便从阁中跳下去,差点丧命。王莽知道扬雄一向不参与这种事,暗中调查,原来刘棻只是跟随扬雄学习过奇字,符命之事扬雄概不知情,便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复召为大夫。

此时的扬雄已经60余岁,经此风波,他更加不问政事,只埋首学问,专心著述,71岁时终老此任。

成就

扬雄一生博览群书,所著颇丰,辞赋之外,他在儒学、易学、语言学、文字学,甚至天文学方面皆有成就,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汉代大儒扬雄,其实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太玄经》:“玄”是扬雄的标签

《太玄经》是扬雄仿《周易》而作的一部奇书,共八十一章。《太玄经》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试图构筑宇宙生成图示、探索事物发展规律,对道家思想多有融合与发展。同时,《太玄经》中关于“浑天说”的内容,上接以落下闳为代表的巴蜀学派的探索,下启张衡对天地结构的认识,可谓意义深远。

在刘跃进看来,扬雄的学术标签就是“玄”。“孔子的核心观念是‘仁’,老子的核心命题是‘道’,而扬雄的核心命题是什么呢?是‘玄’。反反复复,不厌其烦,他死后的坟头也叫‘玄冢’。这一辈子就是玩玄的。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玄之又玄’就在这八十一章里头。”

《方言》:“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周、秦之时,每年八月朝廷会派輶轩使者到各地采集方言,收集整理,便于考察天下风俗。秦亡后,这些资料在战乱中散落殆尽。史载,严君平记诵千言,林闾翁孺略知梗概。扬雄便在两位老师的基础上,积三十年之功,完成划时代的学术著作《方言》。

“他是依靠个人毕生精力,研究全国方言,这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扬雄花费了30年时间来写作《方言》,在他写到第27年时,好朋友刘歆想借来看一看,被他拒绝了。三年后,扬雄去世,好在书中主要内容已基本完成,时人称之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方言》为中国的历史方言学与方言地理学奠定了基础,刘跃进盛赞“这部书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部不朽的著作”。

对话

讲座结束以后,本报记者对刘跃进老师进行了一个小采访,更深入了解了扬雄的思想转变与学术地位——

读者报:扬雄晚年悔其少作,认为辞赋“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这是否意味着他亲手推翻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精神偶像呢?

刘跃进:是的。他一直在模仿,一直在追随着司马相如,这没有问题。不过在辞赋这个问题上,他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他有抱负,他要成“圣人”,这是他永远的梦想,他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所以他认为,只是在辞赋形式上下功夫是一种浪费。但是他又不能放弃文学,文学本身有它的功用,文学要有实录。文学不仅要有文采,更主要的是反应社会人生,这叫实录。就像司马迁那样,不隐恶,不虚美,不仅仅唱虚美的赞歌,也不能隐晦,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埋没掉。

所以他是这样去理解文学,这符合他的政治理想,也符合他的人生追求。

读者报:扬雄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当时就有人称他为“鸿儒”吗?

刘跃进:两汉时期,“儒”大致分为五等——文吏、儒生、通人、文人、鸿儒。《论衡》作者王充把扬雄列为“通人”,不是“鸿儒”。因为在王充的心目中,鸿儒不仅仅是有学问,主要是圣人,当时怎么能说自己身边的人是圣人呢?实际上“通人”这个评价已经很高了。

读者报:扬雄通儒,同时又对老庄学说有着很深刻的研究,他是不是中国文化史上比较早期将儒、道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学者呢?

刘跃进:是的,是的。文翁兴学以后,加上司马相如的影响,儒家思想在蜀地开始发扬。扬雄的贡献在于不遗余力推广儒家经典的同时,接受了严君平的影响,有选择地吸收了老庄思想。后来为什么在蜀地创建了道教,都与扬雄的思想主张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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