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国五百年来烽烟事，折戟沉沙消酒中。在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征途中，范雎、白起、公孙衍、王翦、尉缭、李斯等文武卿相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最为人所乐道的，还是奠定了“万世祖龙法”的商君商鞅和纵横六国，消弭攻秦联盟的张仪。
商鞅得遇秦孝公而兴，逢秦惠文王而亡。张仪侍奉惠文王以两度相秦，辅佐秦武王则仕魏自保。

两位得赏于国君，却与储君势同水火的谋臣。最终一个五马分尸，生死族灭。一个却在魏国相位的位置上安然终老。是什么导致了这两个时代的巨星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一言以蔽之，还是与大秦统治集团是否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和二者的历史定位的不同。

古代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君弑权臣的戏码就像马路的红绿灯流转一样屡见不鲜。但以一己之力使得羸弱的秦国一转攻势，力压群雄的商鞅，他的死，着实让人不禁遗憾。

商君的死，主要与以下三大利益冲突有关。

（1）利益冲突一：国君与权臣的冲突

我们常说秦惠文王杀商鞅是为了报当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一箭之仇。这充其量只能算作商鞅之死的导火索。

商鞅确实因为对惠文王嬴驷的两位老师动刑折杀了嬴驷的面子，但更重要的是商鞅在秦国所掌握的权利之大，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新君嬴驷的王权。

虽然商鞅是秦孝公简拔的臣子，但却并不仅仅是房玄龄、杜如晦之于唐太宗辅弼之臣的存在。

秦孝公没有制定变法策略的能力，只能将商鞅推到变法这件大事的舞台中央，让商鞅成为了这一历史事件绝对的主角。

随着商鞅变法的成功，他所掌握的权利也就更加威胁到作为未来国家主人的秦惠文王的地位。

在秦孝公时代后期，得到孝公无限信任与支持的商鞅已经掌握了秦国的行政、执法、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生杀大权，是标标准准的权臣。

商鞅的功高震主，权高摄国严重损害了秦国宗室的威信。如对商鞅恨之入骨的公子虔就曾进言“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孝公尚且如此，初出茅庐的惠文王又怎能驾驭此等权臣？这种有如后世德国俾斯麦之于威廉二世的、二元对立的君臣关系，自然让商鞅成为了新君秦惠文王的眼中钉、肉中刺。

就在商鞅处于风口浪尖时，老之将死的秦孝公居然天真地萌生效仿“唐尧虞舜”之事，将秦国的王位传给商鞅。《战国策》里记载“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位于商君，辞不受。”

是的，秦孝公居然想在秦国上升期将王位传给一个外姓诸侯，不管是不是试探商鞅的忠心，这对于对王位翘首以盼的嬴驷集团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直接导致了商鞅的死亡。

何况商鞅并没有俾斯麦在三次王朝战争中树立起来的军队声望，秦惠文王杀他也就容易得多。
（2）利益冲突二：军功爵制与旧贵族利益的冲突

商鞅的死，和军功爵制对于秦国旧贵族的利益冲击也脱不开关系。军功爵制随着春秋“运动会战争的落幕”，战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高烈度战争兴起应运而生。

商鞅整合了魏楚等国的军功爵制，在秦国拟定了“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军功标准。

这套完善军功标准，为大秦帝国扫灭六合，统一天下的基础。但也严重地损害了依靠血缘天然获得爵位的旧贵族的利益。

吴起因为军功制度让魏国称霸天下，却被楚国的老大贵族们诛杀就是前车之鉴。

因为军功崛起的新贵们，与旧贵族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旧贵族憎恨让他们失去了获得更多土地机会的商鞅。于是由献公之子，惠文王之师的公子虔牵头进行“倒商运动”也就是顺利成章了。

由于商鞅得罪的是整个周代的旧贵族势力，所以在惠文王杀他时，他连其他诸侯国都难以流亡，六国的旧贵族一样不欢迎他。

（3）利益冲突三：严苛的秦法与秦国军民的冲突

商鞅变法的根本是“愚民”以达到将百姓变成秦国的战争机器，一旦战争停止或暂缓，这种高压政策必然引起百姓的反弹。

商鞅严苛的“连坐”法律更是进一步束缚了秦国百姓。以至于公子虔上疏请惠文王杀商鞅后，商鞅从商地起兵攻郑（陕县）时，没有获得任何支持就被秦军擒杀。

《商鞅传》中记载了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即“商鞅住店被拒遭捕”，从侧面说明了商鞅“弱民以强国”的政策与秦国百姓之间存在激烈的矛盾。

与着力于秦国内政的商鞅不同，张仪可谓是同时身兼天下君主的心头肉和天下头号通缉犯的双重身份。六国君主慕其才，又惧怕这种才能被用于对付自己的国家。

这样的身份能够让张仪在战国七雄中游刃有余地行走，灵活地保全自己，从而避免了和商鞅一样的死亡结局。其中，保证张仪生存的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1）张仪的历史定位：

在谈商鞅与张仪的结局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商鞅是要高张仪几个重量级的历史名人堂选手。

如果说将秦朝开国的文臣武将做一个贡献值排名，卫人商鞅绝对是毫无争议的第一名。甚至在整个中华文明的贡献史上，商鞅都能名列前茅。

是他奠定了延续万世的“以法治国”统治模式，是撬动了整个华夏历史转轴的人。

张仪却不同，虽然张仪纵横六国，用三寸不烂之舌巧取沃野千里，在战国史书上留下了潇洒千年的身姿。但除了对秦国的贡献和历史传奇，并没有为整个华夏文明留下深刻的烙印。

他们一个是万世之先，一个是当世之杰，历史定位的天渊之别决定了他们在推行自己政策时要遇到多少敌人，触犯多少利益阶级的蛋糕。

商鞅的变法，推动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从裂土封国向封建地主化发展，得罪的是整个奴隶社会旧贵族的利益，最后被这些旧贵族逼死。

而张仪只是得罪了魏齐楚三国上层集团的利益，并没有达到旧贵族“人人得而诛之”的地步，这就是两人结局不同的根本原因。

（2）惠文王的制衡之术：

秦惠文王嬴驷既然为了加强王权而除掉商鞅，自然不会再为大秦帝国再培养出一位无冕之王。

张仪虽然贵为秦国之相，礼绝百僚。但惠文王提拔了庶长樗里疾、司马错掌握军权，左丞相甘茂分政权。没有让张仪成为第二个至高无上的商君。

况且张仪为了为惠文王达成连横的目的，多次外出任相，在秦国并没有深厚的根基，甚至因为纵横之术被秦国官场讽为“出卖国家”之人，自然谈不上威胁王权了。

这导致秦武王即位以后，没有和张仪夺权的必要，也就放任张仪平安离开秦国了。

（3）张仪的战略价值：

在讨论张仪为何不死之前，我们应该看看张仪做了什么。

张仪一生破灭六国合纵、挟魏事秦、攻取巴蜀、削弱楚国、火并楚韩、说服韩赵，一套外交组合拳把山东六国打得七荤八素。是真的搅动了当时天下大势的人，具有无可比拟的战略价值。

虽然在中原诸国得罪了许多人，张仪却没有布吴王僚、庆忌被刺杀的后尘，就是齐湣王这样对张仪恨之入骨的国君也是出大兵讨伐。

因为山东六国在张仪的外交组合拳下，已经从“合纵攻秦”转变为“连横亲秦”。张仪对于秦国的忠诚，一定程度上也让秦国的虎狼之师作为了自己的后盾，提高了自己的战略价值。

其次，张仪足以改变天下棋局的外交才能，魏国明知张仪“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却依然在惠文王去世后将失宠的张仪任命为相国。楚怀王被张仪戏弄，却依然愿意用黔中之地交换张仪。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在战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大背景下，张仪的才能具有多高的价值。才能，是张仪最大的护身符。

（4）张仪的脱身之术：

上文分析了张仪可以脱身的重要条件，但脱身最重要的是恰当的脱身之术。

作为纵横家，张仪很擅长把握君主的心理，新君秦武王虽然没有与自己形同水火，但崇拜武力的武王也对于自己的纵横之策感到厌恶。

张仪适时地提出让秦武王把自己送往山东六国，搅乱局势，为秦国的进一步扩张争取时间。
这是秦武王无法拒绝的理由。

一方面，东出扩张已经成为秦国的国策，需要张仪去创造机会。另一方面，山东六国趁惠文王去世，准备再一次形成合纵联盟，需要张仪再一次去破灭六国的联盟。

就这样，张仪以“出差”的身份安然脱身，离开了秦国。

观商鞅车裂而死和张仪的平安终老的不同结局，既是因为两人与王权，与旧贵族集团的利益是否发生冲突，也在于二者的历史定位、战略价值的不同。

但无论如何，他们都用自己的一生在华夏民族统一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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