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

苏洵一生科举不第，嘉祐元年欧阳修向朝廷推荐了老苏，并将老苏的多篇文章推荐给皇帝宋仁宗。嘉祐三年仁宗召苏洵试舍人院，同年十月老苏上书仁宗，以病为由未参加考核，倒是给仁宗提出了十条施政建议。这是老苏唯一一次给皇帝的上书，集中了他一生的政治主张。虽然不被当时的大多数士人所认可，但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做事要重视采用新的理念，用利益引导人们。“利之所在，天下趋之”，为了防止引起只讲“仁义”的士人的反弹，他提出“古之圣人，执其大利之权，以奔走天下，意由所向，则天下争先为之”。古代的圣人也是这样用利益带领人们的。但是关键的一点，要注意方式方法。老苏指出，当时的宋仁宗有个问题，“增秩拜官，动以千计”，动不动就给很多人加官进爵，但结果并不好，“其人皆以为己所自致”，这些人都以为这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并不觉得是皇帝的赏赐。同时由于考核方式的固定，只看官吏有没有“可称之功”。于是所有的官吏都“生事以为己功”，搞点事情出来作为自己的功劳。之前没有提用“利益”引导人们，是因为天下初定，要与民休息。但太平太久了，官吏就开始怠惰了，应该用功名来激发他们的心思，让他们明白踊跃做事才能获得高官厚禄。

第二，反对任子之法。任子之法在北宋很普遍，就是上一辈的“爵禄”下一代可以继承。除了继承，还有就是对一个人的封赏到了一定程度不能再加了，但还觉得赏得不够，怎么办呢？那就把剩下的部分赏给他的家人。这种制度，老苏认为是“最无谓者”，因为这些人没受过太好的教育，获得官位又太容易，“以不学之人，而居不惜之官。其视民如草芥也固宜”。

第三，对官员的考核方法，“考绩之法”。老苏认为对所有的大小官员都考核是不现实的，“不可胜考”。那应该怎么考核呢？只考核最高长官，而最高长官负责自己部下的奖惩。各部门最高负责人一来人少，可以认真对每个人进行考核而不会发生错误，一来位置尊贵，可以起到上行下效的效果。一旦部门最高负责人考核好了，自然会治理好部下。

第四，要注意高级官吏与下级官吏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中，很多下级官吏是由高级官吏征辟、荐举的，因此高级官吏都把下级官吏视为自己的属下，随意调配使用，态度就像对待奴仆。但老苏认为到了北宋大家“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禄，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大家的爵位都是皇帝封给的，俸禄都是天子给的，凭什么下级官吏要被上级官吏视为臣仆呢？

第五，针对北宋武力薄弱的问题，老苏提出“复武举”，就是重新开始招武举人。因为这类人才需要提前训练好、准备充分，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仓卒，而取其禄位”。就是天下出现危急情况的时候，不能用从来没用过的人，不能让其他人趁机获得权位。否则他们就知道朝廷的意图了，老苏认为“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窥”。以前也有过武举，但是都是“市井之粗材”，通过策试中举的，也只是“记录章句”，都是“区区无用之学”。取的人又很多，待遇自然都很差，所以都是一些贪污无行之徒才会参加，真正的豪杰之士“耻不忍就”。所以朝廷要重视实实在在的人才，要取精英来培养。

第六，老苏提出“法不足以制天下”，只有法度是不能治理好天下的。目前朝廷中的高官都是“奉法供职无过而已”，不求用功但求无过。为什么？因为“陛下待之于绳墨之内也”，就是只会用法度约束他们。比如根据法度这些高官不能互相往来，用来防止他们互相“致其私意”，就是以权谋私。但老苏认为，禁止他们互相往来，倒是妨碍了他们高效的做事，他们真要以权谋私，不明着互相往来也能做到。因此应该要信任自己任命的官员，他们自然不忍心辜负信任。真遇到偶然出现的以权谋私者，那就严惩，让他们知道朝廷的立场。

第七，不要轻易以“名器”授人。老苏认为，读书人科举考试及第之后，应当根据每个人的做事能力来确定给他们的官位。但目前是一旦及第，“天下望为卿相”，似乎一定会做高官，而实际上的确不到十年，就能做到高位。结果“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于公卿，得之则不知愧，不得则怨”。人们都觉得公卿之位很容易做到，得不到还有情绪，这对这个位置很不尊重。因此，除非人有大功或出群之才，否则不能“轻得高位”。

第八，外交问题。“敌国相观，相观于人而已”。敌国看朝廷，主要是看朝廷出使的人。由于当时大家都觉得出使很不好做，“以奉使为艰危”，所以大家都轮着做，还有小吏跟着随时记录说的每一句话，这样即使有好口才也不敢发挥，在敌国看来，使臣都很软弱的样子，于是很容易被敌人轻视。因此应当是“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就是要有专门的外交人员，有能力就上，没必要非要大家都轮着来。

第九，赦免制度要慎行。“有可赦之人而无可赦之时”，就是赦免制度要根据人来定，而不能根据时间定。古人的“八议”等制度都是根据人的身份来赦免的，没有根据时间赦免的。但北宋郊祭之后，都会“照例”进行赦免。这样到了要举行郊祭的这一年，“盗贼公行，罪人满狱”，因为大家知道要赦免了，都肆无忌惮了。更别提每次祭祀都要赏赐，“一经大礼，费以万亿”，而这些费用又都是向民众征收的。于是老苏建议皇帝，应当公开宣布因为有奸人趁祭祀的赦免为非作歹，因此要废除郊祭赦免的制度。

第十，去宦官。对于仁宗一朝出现“事垂立而辄废，功未成而旋去”的原因，老苏认为是“小人之根未去也”，这里的小人指的就是宦官。老苏认为虽然皇帝觉得宦官只是侍候皇帝玩乐的人，但实际上最为能接近皇帝的人，朝中大臣都会有所顾忌。天下的小人则通过贿赂宦官影响贤人们的政策施行。因此要远离宦官。同时老苏听说皇帝有疏离宦官的打算，进一步提出“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尽去乃无后患”，必须彻底疏远才可以，否则从东汉宦官为祸的历史来看，宦官被攻击后反扑，对国家的危害更大。

宋仁宗

最后老苏提出以前仁宗看到自己的文章就征召自己未必是觉得自己的建议可用，可能只是觉得“其文采词致稍有可嘉”，因此这次又提出了治国的十项建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老苏的一点失望和小的希望。对于仁宗未能采纳自己之前的建议，他是有点失落的，这次借着上书的机会，认真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也算是最后的努力了。

整体来看，苏洵的政治主张基本都切中了当时北宋政治的弊端，如果能被采纳施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情况未必不能有所改善。可惜，当时欣赏老苏的也不过欧阳修等寥寥几人，而北宋最终还是亡于这些老苏很早就提过的弊害。当时的其他士人，还有后世的很多文人包括王夫之等有名的士大夫，对老苏的主张是很不屑的。在他们眼里，不把仁义等儒家原则作为处理事务的最高准则的都是旁门左道，像老苏这样公然将以利益引导人们的更是离经叛道。然而儒家如何解决问题呢？通过各种道德主张，人们讲道德了，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那是道德水准不够，应该继续加强道德修养。那眼前的问题怎么办？先放着吧。儒家的历史其实就是一直在转这个圈，毫无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