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问到历朝开国皇帝中谁最凶残，恐怕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朱元璋了。当问到为什么时，大家可能会说其建国之初便大杀功臣，而且牵连之广堪称历史之最。朱元璋的行为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不过诛杀功臣可不是朱元璋专属。“狡兔死，走狗烹”的例子每个朝代都有发生。无论是从客观还是主观上，这都不是皇帝个人的问题，而是体质结构上的问题。

保证江山永固是每一个统治者的心愿，而保证的前提是没有内忧外患的前提下。而这其中尤其难以把控的便是内忧了，换成通俗的说法便是造反。当年一同征战天下的功臣如今是否会造反成了皇帝最为头疼的问题，那个大臣会造反只有大臣自己知道，而皇帝是很难分辨的。宋太宗一句“奸邪无状”便是皇帝面临尴尬两难境地的真实写照。而无论是加大处罚力度如凌迟和诛九族，但这对于牵制功臣造反来说却没又太大意义，因为功臣本就是在九死一生的革命中诞生的，他们又怎会畏惧死亡呢。而历朝历代的皇帝判断功臣会否造反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谁有能力造反通通采取“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态度。这无疑让功臣天生便有“罪”，因为他们更具备造反的资本。

而功臣面对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做案上鱼肉，并非如此，交出兵权往往可以化险为夷。因为兵权通常意味着造反的资本，既然没有资本造反自然也就没什么好担忧的呢。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便是这种情况的经典体现。不得不说，这个方案确实帮助了不少功臣幸免于难，但对于那些威望极高的功臣而言，这一方案仍然不能使皇帝放心。比如汉支韩信，刘邦刚建国便贬其为淮阴侯，削夺其兵权，使其整日游手好闲。即便如此，樊哙去拜访的时候仍然对其毕恭毕敬，可见其在朝还是在野仍然有些不小的影响力，而这影响力便是造反的资本，最终结局也是意料之中了。再如唐之李世民，大唐初定，李世民的兵力微乎其微，然而李建成对他的忌惮比外患尤过之而无不及。即便玄武门病变时，李建成的人马打到秦王府时还不得不扔出李建成人头以乱其残部军心才的脱险。无论是李建成还是李世民明明都已经交出兵权，身同布衣，却为何仍然不被接受？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们具备造反的资本，而兵权只是有形的资本而已，相比有形的资本而言，无形的资本更让人惴惴不安。威望、才干与势力足以让天生多疑的皇帝寝食难安了。交出兵权意味着造反的门槛变高了，这样皇帝在判断谁要造反的时候范围缩小了。一般的大臣在失去兵权后几乎只能自保，而发动政变的能力几乎丧失。而那些曾经独挡一面的人却往往在独挡过程中都无形中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对于李世民和韩信这样的人来说，除了自杀或者躲起来其余做什么都是不能让他人放心。如果韩信自杀结局可能肯定会好点，刘邦绝不会灭其全族反而会封赏其后人。而李世民则更为干脆，直接政变先人一步，反正你要弄死我，不如我先弄死你。相对于外人，本身就是皇族的李世民成功的机会就大的多了。

在古代世袭制诞生后，家天下便成了封建王朝的标志。而家天下的环境下屠杀功臣成了无奈之下的必然结果，因为“家”天下无可厚非的会害怕“外人”闯进来。只有到了现在的民主制度，一面完善法制，一面健全民主，使得将军都可以合法竞选领导人，这样的难题才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