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作为正德年间唯一一次，同时也是明朝最后一次的帝王御驾亲征案例，由明武宗朱厚照亲自策划且战胜蒙古“达延汗”的“应州大捷”，势必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可是，双方总计将近十万的兵力配置，却仅造成了“蒙古军队阵亡十六人，明军阵亡五十二人”的战争结果，明显与理论中的“战损比例”有着很大出入，所以，也就让很多人都误认为这场“应州大捷”应该是注水了，但事实上，这场战役的水分其实并不大。——《明武宗实录》

达延汗画像

就像此前于正德初年，达延汗就同样率军大举南下侵扰过明朝边境，大掠宣府，“营于牛心山黑柳林等处”，战线也是“长阔二十余里”，显然兵力也是不少，而后更是造成了明朝军队“官军死者二千一百六十五人，伤者一千一百五十六人”之多。——《明武宗实录·卷一》

与此同时，被“达延汗”掠去的马匹、财富、牲畜、以及男妇等数量更是不计其数，明朝损失惨重。这场事件即是历史上著名的“虞台岭之败”。

如果再往前追溯，于弘治八年，达延汗还曾创下了“三入辽东，多杀掠。明年，宣、大、延绥诸境俱被残”的战绩，属实是不负他蒙古“中兴之主”的称号，其所属将士的战斗力也足以略见一斑。——《明史·外国八鞑靼》

也正是“达延汗”的这些战绩，才造成了很多人认为这场“应州大捷”应该是注水了，战争结果并不真实，甚至还有可能是失败了，只是明武宗在吹牛。

但是呢，纵观达延汗每次的侵袭路线以及时间，赫然都是随心所欲，物资消耗差不多便要侵扰明朝边境去掠夺一番，极为的不确定，而反观明朝自身，受限于机动性不及蒙古骑兵，在面对蒙古骑兵的侵扰之时，只能采取一种被动防御的事态，十分被动。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

故而，从明太祖朱元璋执政时期分封的“辽王、宁王，燕王、谷王、代王、晋王、秦王、庆王、以及肃王”等九大塞王开始。

再到弘治十四年所设立的“固原镇”结束，明朝历代统治者在蒙古鞑靼大军的不断侵袭中“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又相继设立了“九边重镇”来完善边防体系。借以用来防御鞑靼的侵袭。——《明史·兵三》

然而尴尬的是，九边重镇固然起到了防御蒙古大军侵袭之效，却也只是相对而言，毕竟明朝边境幅员辽阔，蒙古骑兵的机动性又远高于明朝将士，且打完就走，根本就不给明朝官兵驰援的机会，所以明朝每次面对鞑靼侵扰之时往往都会以战败而结束。

或者是最多只能达到一种打退鞑靼侵扰的程度，至于追击，那是想都别想，先天性的机动性差距就注定了其必然只能收割一些受伤的蒙古骑兵，因此即便是战胜了，其战果也势必不会高到哪里去。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场“应州大捷”。

明武宗画像

首先第一点，明武宗是御驾亲征，所以在命令的执行上肯定是比平时的战役要积极的，万一士兵或者将领在战场中立个功，或者是解救明武宗于水火之中啥的，那加官进爵什么的不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吗，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可不必怀疑。

再来看看明武宗的战术，明武宗之所以出边巡关，其本意就是为了实现他御驾亲征的诉求，他出于好奇心，想和蒙古骑兵干一仗，所以在驾临“阳和卫”之际，就煞有其事的给自己弄了一个“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头衔。

同时以这个名义给大同总兵官“王勋”发了一封信，这王勋也是聪明，突然接到这封到处透露着奇怪的信并没有置之不理，而是在多方打听之下才得知这是皇帝贪玩，来边关旅游来了，可是自己要驻守边关，无法去往“阳和卫”迎驾，只能是暗中加派暗哨，对边防事务更加上心。

蒙古骑兵漫画插图

巧的是，正德十二年冬，“虏五万余骑营玉林将入寇”，达延汗还真就率领着五万大军来了，而且打算从玉林切入，一路向东，目标直指大同镇，这下王勋可慌了，这时候的明武宗并未回宫，依旧待在阳和卫。王勋担心明武宗安危，便连夜派人赶往阳和卫，想要明武宗回宫避难。——《明武宗实录·卷一五四》

然而结果却并没有如王勋所想，他派出去的人非但没带回明武宗回宫的消息，反而还带回了一份命令，“命诸将分布要地，大同总兵官王勋......军大同城，......萧滓军聚落堡，......时春军天城，......陶杰、......杨玉、......杭雄军阳和，......朱銮军平虏，......周政军威远”。赫然是对这场战争势在必得，并制定好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明武宗实录·卷一五四》

很明显，明武宗把防守的重点放在了“大同镇”和“阳和卫”两地，同时在大同镇以东的“聚落堡”以及“天城”驻守了兵力，而后又在大同府西边的大后方“平虏”及“平虏”一带也同样驻扎了部分兵力。

从而也就形成了一种聚落堡和天城负责驰援大同；威远、平虏两地和阳和卫遥相呼应，分别从后方及侧翼负责切断鞑靼大军的退路，一旦达延汗率兵进入大同镇，便可以形成一个有效的“包围圈”。

明朝总兵官剧照示意插图

但不曾想，从玉林切入的达延汗眼看“阳和卫”和“大同镇”都有重兵把守，并没有贸贸然的上去就打，而是急转南下，直接去往了“应州”一带，抓住了明武宗的防御漏洞，反而更加深入大同府腹地。

接到情报的明朝大同总兵官王勋，只能是率兵走出大同镇，转而去往“应州”迎敌，于正德十二年十月，正式与达延汗开始交战，结果很明显，“围总兵王勋等于应州”，败在兵力差距悬殊，大同总兵王勋被达延汗给围在了应州。——《明史·外国八鞑靼》

反观明武宗，在接到王勋的情报以后当即也确实是派人支援了，“督诸将往援”，但是问题也正是出在了这里。——《明史·外国八鞑靼》

要知道，本身明武宗布置威远及平虏两地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断达延汗的退路，所以定然是跟着达延汗的行军步伐在走的。

达延汗画像

而据《晋溪本兵敷奏·卷三》的记载，“达贼约有一万余从弥陀山迤东向西行走”，也就是说，达延汗从玉林进入明朝境内后，本来是一路向东直指大同的没错，但是在行至弥陀山一带之时，却看到了阳和卫和大同镇均有重兵把守，所以并没有继续前行。

而是就地南下，抓住了怀仁和山阴兵力被抽调到大同镇布防的缺口，一路就那么顺风顺水的到了应州一带，并且也仅仅只派出了一万余蒙古骑兵。

从这上面，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威远及平虏两地的明朝大军，很有可能是一路尾随达延汗大军到了弥陀山一带，而另一方面，达延汗作为一个有着“中兴之主”称号的统帅，其自然是不会傻到倾其所有深入敌人腹地的。

毕竟大同镇南边可不是啥也没有了，还有太原这个战略重镇同样有着重兵把守，如若达延汗全军都深入腹地的话，万一被大同镇断了后路，重重包围之下，那后果是无法想象的，更别提还有“阳和卫”以及其它军事重镇的援军了。

毛纪画像

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应州包围王勋的，很有可能就只有这一万余蒙古骑兵，至于剩下的三万多蒙古骑兵，也极有可能从弥陀山开始就悄悄去往了“阳和卫”，且一直都驻扎在阳和卫附近。

因为此前明朝曾出任首辅的大学士“毛纪”，曾于正德十二年十月向明武宗上奏过一份奏章，“昨日始传闻驾在阳和城，边外达贼拥众数万，离阳和三四十里下营”。——《密勿稿·卷一》

那么这一切就说的通了，毕竟按照时间推算的话，这些传闻若要传到朝廷文官的耳中，得需要不少时间吧？

而由于明武宗曾下令不让文官跟随他巡关，所以这道奏疏必然是从京城中发出的，另外，这道奏疏是于正德十二年十月上奏的，也就是说，这军情其实是在九月份左右就已经有了。

而这时间恰好就和达延汗行至应州一带的时间相呼应，反推一下，达延汗到达“弥陀山”一带的时间正好就有可能是九月份左右，而“弥陀山”又离“阳和卫”不远。

故而，也就形成了另外一种情况，既然威远及平虏要切断蒙古骑兵退路，那势必就需要尾随蒙古骑兵的行军路线，而在其行至弥陀山的时候，恰好就遇上了“应州告急”，从而误以为五万大军都攻到了应州，匆忙之下直接就发往应州支援了。

蒙古骑兵插图

但是呢，威远以及平虏驻军作为切断蒙古骑兵后路的驻军，在到了弥陀山一带之时，也就相当于一路尾随蒙古大军到了大同镇附近，而蒙古骑兵却并没有按照计划攻打“大同镇”，而是南下更加深入，跑到了“应州”一带，这就在无形中把明武宗原本的“包围圈”战略部署给破了。

而阳和卫以及聚落堡、天城等地的援军驰援到应州之际，又激励了王勋所率部队的士气，故而也就有了“殊死战，敌稍却”这一说，毕竟达延汗只有一万余兵马不是吗？自然不是明朝这数万大军的对手。——《明史·外国八鞑靼》

但是达延汗却不愿意放弃这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战果，所以第二天又来了，“明日复来攻，自辰至酉，战百余合，敌引而西，追至平虏、朔州”，结果打了没多久，就开始退兵了，充分发挥出了蒙古骑兵的优势，边打边退，把明朝军队一路引出了应州，向西而去，引到了平虏、朔州一带。——《明史·外国八鞑靼》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此时，平虏以及威远一带的防卫其实是十分空虚的，早都被明武宗给调去从威远那边尾随达延汗的骑兵部队去了。

加上又恰逢天气突变，“大风黑雾，昼晦，帝乃还，命宣捷于朝”，而且兵书上也有“穷寇莫追”一说，再者本身达延汗就并非是被打败，而是战略性撤退，所以也就此得以策马扬鞭，又重新跑回了鞑靼领地。——《明史·外国八鞑靼》

明武宗出征所带甲士画像（局部）

综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难发现，如果单从驱逐蒙古骑兵这一方面而言的话，明武宗确实是赢了，毕竟明武宗确实是凭借着他的战略部署打退了达延汗这次对明朝的侵扰。

但由于明朝官兵机动性要差于蒙古骑兵，所以在追击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一个追不上的尴尬境地。

同时，由于达延汗本身就不是为了战争而战争，而是为了掠夺资源，所以在交战的时候势必会是一种打了就跑的局面，所以也就造成了虽然声势浩大，但战损数据却并不高的场景。

其次，威远以及平虏一带的官兵本身距离大同镇就比较远，所以在消息的传递上也难免会有误差，再加上其一路都是尾随达延汗的步伐行军，所以就间接的又给达延汗腾出了一条回到鞑靼领地的路。

边打边退的蒙古骑兵画像

当然，达延汗由于仅有一万余兵马，其他骑兵部队当时都被安排在了宣府一带，所以在回撤的路途中也并没有大肆掠夺，而且从达延汗同样身亡于1517年，也就是正德十二年这一年的结果来看，很有可能是因为“达延汗”受了重伤，这才下令退兵的。

否则即便是战略性撤退，又怎么可能一下子撤退到平虏及朔州一带那么远的地方呢？

如此一来，原本想要用来牵制“阳和卫”的三万多兵马自然也就派不上用场了，毕竟明武宗支援应州及时，且消息传递也需要时间，但这场仗又只打了都不到一天。

所以达延汗在情报的传递上面，首先在时间上就来不及，且又有威远及平虏追兵在那挡着，消息自然无法传递出去，之后达延汗既然已经受伤了，又哪里还有精力去借机攻打“阳和”呢？

因此，在这种种原因综合之下，自然也就造就了这场战损数据极为奇怪的“应州大捷”。

所以，总的来说，这场应州大捷的真实性还是有所保证的，并不能单凭一个奇怪的“战损数据”就判定明武宗给“应州大捷”注水，而且，从这场战役中也能看出，明武宗的战略指挥才能也确实可圈可点，属实是有着不少亮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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