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史料，中国古代的契丹民族生活在“多寒多风”的“大漠之间”，即当时气候条件比较恶劣的长城以北地区，在这种生态环境下，契丹人过着“渍毛饮湩，以为衣食”的游牧生活。契丹人喜欢“饮湩”，“湩”即酒的一种，用牛羊乳汁酿制而成，由此可见，酒，是契丹人日常饮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北方游牧民族通过长期生活积累，对酒可以趋寒解毒的功能也会有所认识。酒，又是契丹人生活中一种可驱寒护体，通血解毒的饮品。

契丹建国后，酒更是成为契丹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好饮。辽穆宗常到酒家饮酒，曾“观灯于市。银百两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纵饮三夕”。辽圣宗“承平日久，群方无事，纵酒作乐，无有虚日。与番汉臣下饮会，皆连昼夕书……或自歌舞，或命后妃已下弹琵琶送酒”。

1982年在河北省涿鹿县发现的辽代契丹贵族墓中的壁画，画面上反映了契丹墓主人在庭堂饮宴行乐时的场景。环形墓壁上，绘有车马出行和庭堂宴饮行乐图。北宋人眼中的契丹人生活更是离不开酒，王安石在他的《出塞诗》中生动描绘了契丹人饮酒场面：“涿州沙上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这种射猎饮酒的欢畅的生活正是契丹人好饮的真实写照。

善饮虽体现了契丹民族豪爽性情，但放纵豪饮也给他们留下了诸多遗憾。契丹人嗜酒如命，甚至达到误事的程度，辽世宗皇帝“荒于酒色”至使“国人不附，诸部数叛”，本人也在酒后的睡梦中被叛军所弑。辽穆宗“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最终也是酒后被人所杀。辽景宗“耽于酒色，暮年不少休”。辽兴宗“变服微行，数入酒肆，亵言狎语。尽欢而返”。出自“季父房”的耶律和尚，因“嗜酒不事事，以故不获柄用”，并直言不讳地说：“人生如风灯石火，不饮将何为？”

当然，辽朝皇帝对自己酗酒的害处也有所认识。辽穆宗在其在位的最后一年（969年），曾下诏太尉耶律休哥曰：“朕醉中处事有乖，无得曲从。酒解，可复奏”。景宗时，大臣郭袭上疏劝谏景宗“节从禽酣饮之乐”，景宗对此“览而称善”，兴宗时的刘六符也曾因兴宗常在酒宴上行赏罚之事而谏曰：“以喜怒加威福，恐未当”。兴宗就此下诏：“自今宴饮有刑赏事，翌日禀行”。并下令：“诸职官非婚祭不得沉酗酒废事”等等。但这并不能改变契丹人纵酒畅饮的习俗，也正是由于这种好饮习俗，促进了辽朝酒文化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