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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2年上映的《少林寺》电影中，由李连杰主演的觉远小和尚为了替父报仇而进入少林寺苦学武艺。少林寺的护院武僧们为了保卫古刹的安宁，决意与王世充的军队殊死抵抗。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大和尚们是否真的有如此强的实力足以与当权者对抗呢？本篇文章，我们就一起看下，在佛教鼎盛的北魏朝代，僧人们为何远离了晨钟暮鼓的佛寺，而毅然成为农民起义军。

嵩山石窟

僧侣们此起彼伏的反抗运动

北魏的后半期，尤其是孝文帝以后，各地的农民起义频繁不断。作者根据《魏书》统计，在孝文帝与宣武帝时代，由沙门(佛门)领导的起义一共有六起。北魏宣武帝在位期间，一共发生了十次起义运动，其中四次是由佛门领导的。这四次佛门起义的领导人分别是永平二年的沙门刘慧汪、永平三年的沙门刘光秀、延平三年的沙门刘僧绍、延平四年的沙门法庆。另外两次佛门起义发生在孝文帝时期，分别是太和五年的沙门法秀、太和十四年的沙门司马惠。从宣武帝时期的起义数量中可以看出，佛门起义竟然占据总起义次数的40%，这在其他朝代是极其罕见的。

这里我们再说一个小知识，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在北魏宣武帝时期的四次沙门起义中，有三次的起义领袖都姓“刘”，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起义者刻意为之。在经历东西两汉的强盛之后，大汉朝代在百姓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后代的炎黄子孙都称汉族。与汉朝呼应的刘姓则是天子姓氏，所以起义领袖大多将自己称为刘氏后代，用于招揽民心。

如此之多的佛门起义发生在北魏时期，也并不是偶然事件，最主要的原因是北魏日益严苛的徭役与腐败的政治环境，其次是佛教在北魏得到迅速发展。以下是详细的分析。

《少林寺》片段

佛教的兴盛与寺庙、佛教徒的扩张

• 佛教的传入

根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载，佛教在汉朝时，从印度经由西域诸国传入中原。在张謇出使西域后，中原而得以闻之。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由西域传来的佛经，经过著名僧人释道安、鸠摩罗什等人翻译后，佛教开始在中原盛行。《魏书·释老志》有云：

道安所正经义，与罗什译出，符会如一，初无乖舛。于是法旨大著中原。

• 佛教的兴盛

在《礼记·缁衣》中，有句名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佛教在中原的发展，也遵循了此规律。佛教首先在五胡十六国的各个帝王中，得到了认可。后赵政权的建立者石勒笃信佛教，石勒对当时的名僧浮图澄非常的崇拜，尊他为上宾。前秦的第三任皇帝苻坚也是佛教的信徒，他为了得到名僧释道安而进攻襄阳，在得到释道安之后，苻坚奉他以师长之礼。后秦的第二任皇帝姚兴也崇信佛教，公元401年，姚兴消灭后凉之后，亲自恭迎鸠摩罗什，并“于长安草堂寺集义学八百人，重译经本”。佛教经典之一的《维摩经》就是在此时翻译完成的。北凉政权的建立者沮渠蒙逊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把佛门的昙摩谶和尚当作重要的幕僚，经常向他咨询国事。

以上是北方各个政权的皇帝信奉佛教的盛况，在南方的政权中佛教也是风靡一时。最为知名的就是南梁的梁武帝萧衍，此人曾经四次出家为僧，而且还亲自讲解佛经，沉溺佛教不可自拔。

• 寺庙兴建

经过逐年发展，佛教到了南北朝之后到达顶峰。于此同时，寺庙也陆续在中原各地被修建起来。北魏时期的文学著作《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当时都城洛阳寺庙兴盛的状况。据记载，从孝文帝太和年间至孝静帝的天平年间，洛阳一共修建了1300多所寺庙。著名的佛门圣地——龙门石窟也是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始凿刻的。

经过几千年的延续，现在仍存留着一些北魏时期建造的寺庙。最为著名的嵩山少林寺就建造于北魏的太和十九年。据《魏书·释老志》记载：

有西域沙门名跋陀，有道业，深为高祖所敬信。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给衣供。

即，少林寺是北魏的孝文帝元宏为了奉养来自西域的大和尚跋陀而下诏建造的。跋陀则是少林寺的第一位住持方丈。现今位于杭州的灵隐寺建立时间更早，它建造于东晋咸和元年，第一任方丈则是来自于印度的和尚慧理。目前位于河南开封的大相国寺也是建造于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天保年间。

到了北魏后期，全国寺庙竟多达三万多座。众多的寺庙为佛教的传道授业提供了场所。寺庙周边的土地也大多成为了寺庙的庙产，为僧侣们提供供养三宝的所需。

• 佛教徒的扩张

伴随着佛教在上层社会的传播以及寺庙的扩张，佛教徒的数量也是水涨船高。同样记载于《魏书·释老志》，在孝文帝承明元年，黄河流域的佛教徒不足八万人，而到了孝明帝正光年间，在这短短的四十多年中，佛教徒竟然扩张至两百万之众，扩张速度令人咂舌。众多百姓皈依佛门，造成生产力的浪费，土地的荒芜。北魏政权的执政者对这种后果难辞其咎。

佛教徒异常增长的原因

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时，当时的佛教沙门统(北魏管理僧务的最高僧官)惠深曾向宣武帝进言：

僧尼浩旷，清浊混流，不遵禁典，精粗莫别。

惠深认为，僧侣数量过于庞大，良莠不齐。而且经常有僧人违反俗世的法律，比如放高利贷、游手好闲等，所以应该加以节制。从惠深的上奏内容可知，当权者已经认识到了僧侣增长过快的问题。但是却只采取了流于形式的措施，比如限制每年剃度的人数，同时限制建造寺庙的数量等，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最根本的问题所在。

• 赋税与徭役的重压

佛教徒快速增长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益严苛的徭役。百姓难承其重，不得已而托身于佛门，以逃避劳役。在《魏书·释老志》叙述佛教的最后一段中，有如下描述：

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得知，孝明帝时期，百姓的赋税与劳役越来越多。为了逃避繁重的劳役，百姓才不得已的遁入空门。北魏后期二百多万的僧侣，大多不是真的仰慕佛法，而是为了逃避国家的徭役。

• 寺庙财产日趋庞大

佛教众多的另一原因是寺庙的财产越来越多。在北魏孝文帝延兴年间， 为了让寺庙供养三宝，国家把一部分有纳税能力的百姓划拨给寺庙，要求这部分百姓每年给寺庙纳贡六十斛粮食，他们被称为“僧祗户”。同时把罪犯以及官奴也分配给寺庙，用于打扫寺院或者耕种属于寺庙的田地。

这个政策最初的目的，除了供养三宝之外，政府还要求寺庙在俭岁（收成不好的年份）时，承担赈济灾民的作用。但是该政策的发展却与初衷背道而驰。结果，俭岁时寺庙把获得的财产大肆放贷。丰收的年份，寺庙再把俭岁的高利贷从农民中收回，对灾民进行压榨剥削。史称：俭年出贷，丰则收入。

通过大量的庙产以及高利贷操作，各个寺庙庙产充足，实力雄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庙产，只掌握在少部分的上层僧侣中，底层的僧侣也是受压迫的对象。

《少林寺》片段

做和尚也被压迫

那么，百姓为了逃避徭役进入佛门之后，是否真的得到解脱了呢？实则不然。上文中我们提到，寺庙的庙产大多掌握在少数的上层僧侣手中，作为底层的僧侣生活仍然非常凄苦。在《高僧传》与《续高僧传》中多次记载了底层僧侣的生活状态。比如《高僧传》中的法显和尚，他就曾在庙产的土地上收割稻米。另一位静琳和尚七岁出家，也是负责耕种。大部分底层僧侣还需要投入到建造或者修缮寺庙的劳动。

所以，遁入空门的百姓，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被剥削与压迫而已。

结语

综上所说，北魏末年的底层僧侣们受尽盘剥，实质上是寺庙的奴隶。他们进入寺庙的目的是逃避繁重的徭役，但是入寺之后反而继续受到了上层僧侣们更加严酷的剥削，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反抗。所以起义的僧侣们并不是虔诚的佛教徒，而是真正经受苦难的百姓。这一点在延平四年，法庆领导的起义中可以证明。在《北史·列传第五》中记载了此次起义事件：

时冀州沙门法庆既为妖幻......凶众遂盛，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

法庆在起义过程中，不仅仅是攻城掠地，而且还对寺庙与僧尼们进行攻击与屠杀，同时还焚烧佛经与佛像。这足以证明法庆一众并不是虔心向佛的信徒。他们为了反抗封建统治者、上层僧侣的压迫，才无奈的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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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片段

《少林寺》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