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二次革命”结束近两年了，这也是北洋时期难得消停的两年，袁世凯逐渐稳定住全国形势，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他的“皇帝梦”。

一南一北有两位地方大员却非常郁闷，一位是湖北将军（就是原来的都督，都督改将军是袁世凯为以后“废省改道”提前下的一步棋）段芝贵，另一位是奉天将军张锡銮。

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不安于位的师长部下，湖北军务帮办、北洋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和奉天的北洋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

张作霖

癸丑之役，王占元第二师为镇压“二次革命”开进湖北以来，他就眼巴巴地盯着湖北都督的位置，没想到原湖北都督黎元洪被袁世凯诳到北京后，“干殿下”段芝贵被袁派来署理湖北都督。

其实袁世凯这么做也有他的道理，当时袁世凯在清朝时驻有总督的省设立上将军，驻有巡抚的省设将军，湖北是设有总督的省，如果派王占元为都督，得封上将军，根据王的资格来说，容易引起其它省将军的不满。

王占元可不这么想，做为一名“横着走”的北洋师长来说，他压根儿就瞧不起段芝贵这个无兵无勇的领导。

段芝贵自然也不喜欢这种眼中没有长官的部下，有回段芝贵向袁打王占元的小报告被王发现了，气得王占元向袁世凯辞职。

“辞职”是北洋实力派屡试不爽的法宝，袁世凯当然不敢批准，赶紧派人去湖北调和二人的关系，并升王占元为湖北军务帮办。

这反而助长了王占元的野心，他发现袁大总统不过也就那么回事，一哭一闹，便有奶吃。

于是段芝贵的日子更难过了，经常跑去北京找袁诉苦，看部下的恶嘴脸，这滋味太难受了。

但湖北地处南北要冲，位置重要，袁感觉段芝贵更让他放心。

袁也曾想将王占元调往外省任将军，但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也很难办到。

再来说说奉天的张师长。

当初袁世凯将把兄弟张锡銮从直隶都督调任奉天都督，就因为张锡銮曾是张作霖的老长官（张作霖和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都是清末时任奉天营务处总办张锡銮招抚过来的），他做奉天都督，桀骜不驯的张作霖应该不会反对。

但此一时彼一时，小鸟们现在翅膀硬了，也看明白张锡銮能来奉天，张和冯两个师长是他所依恃的资本，便渐渐不把张锡銮这只“老鸟”放在眼里了。

张锡銮都七十多岁了，想当年名震东三省的“快马张”，到老了却要看后生小辈们的脸色，这日子太难熬了，因此也屡次请袁世凯将他调离奉天。

于是袁世凯想出一个好办法，将张锡銮和段芝贵两人对调。

袁的如意算盘是，段芝贵的父亲在清末曾是张作霖“受抚”的保人，两家关系也很密切，段来奉天，张作霖应该不好意思不给面子。

张锡銮去湖北，又不像段芝贵还打过王占元的小报告，素无恩怨，王占元大体上应该能接受。

张锡銮接到调令后，非常开心，“老夫聊发少年狂”，诗兴大发：“二十年前一少尉，而今开府鄂王城”。

还有留别诗一首：“一身去就等鸿毛，回首辽天月明高。独驾风轮先马卒，恐教别泪染征袍。”

满怀跳出“火坑”的喜悦之情。

袁世凯这回又错了，因为他不明白，师长们“目无领导”，不是目无某一个领导，而是目无所有的领导，因为他们自己想当领导。

满怀壮志豪情，准备“开府鄂王城”的张锡銮到了湖北才发现，原来，天下的“师长”一般黑。

王占元旧居

王占元听说张锡銮来湖北，就说等张将军到任后，我就解甲归田了。

袁自然不敢让他“解甲归田”，只好让张锡銮“暂缓到任”，一缓再缓，张锡銮“开府鄂王城”，终成泡影，改任为振威上将军，参政院参政的虚职。

但王占元也未能即时如愿以偿，袁世凯仍认为王占元不具“上将军”的资格。

这个问题一直耗到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讨袁，湖北是袁世凯用兵西南的重要通道，若不稳必将影响全局。

袁世凯终于不得不向一个师长低头，于1916年1月8日任命王占元为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

即使这样，王占元也一肚子意见，说别人督理湖北军务是上将军，我督理就变成了将军，上将军是因人而设的么？

段芝贵去奉天也没好到哪里去，不过段好歹是上了任的，他刚到任时住在张作霖的二十七师司令部，以显示二人不同一般的“亲密关系”。

张作霖只是暂时将一肚子怨气按捺在肚子里，不好立即发作。

时间一长，段芝贵就慢慢品尝到当初张锡銮的滋味了。

段芝贵

1916年2月，张作霖以用兵湖南为由骗到袁世凯一批饷械后，一面让当地团体打电报挽留他，说维持当地秩序离不了张师长；一面要查段芝贵的账，说段挪用公款数百万元。

同时袁还接到报告，说张作霖让人起草奉天保安会章程，奉天辛亥年就搞过“保安会”，这是变相独立的先声。

终于，老袁不得不向张师长低头，1916年4月22日，任命张作霖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

这是张作霖崛起的关键一步，从此他步步为营，将东三省这一风水宝地收入囊中，进可以出关逐鹿中原，退可以关起门来过日子，始终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