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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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统右翼，莽古尔泰率左翼，分别向德胜门、广渠门发起攻击。

皇太极率代善、济尔哈朗等满蒙联军，在德胜门，击败了满桂、侯世禄的联军，胜之迅速。

莽古尔泰率左翼四旗及蒙古兵，分三队阻击袁崇焕、祖大寿增援德胜门。莽古尔泰与多铎殿后，第一队阿巴泰不听指挥，扎鲁特、喀尔喀蒙古兵不守规矩，故打得更加艰难。

两次拼杀，金军夸大战果，称两翼遵从皇太极“所授方略”（《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十九册《金军击败北京德胜门外明军及其援军》），分兵进击，将明军堵在狭隘处“尽歼之”，而且皇太极及时派出御前护军，将逃遁者“尽斩之”，确乎有击败明军的战绩，却并没有捞到多少好处。

袁崇焕剧照

于是，皇太极准备养精蓄锐，移军南海子，伺机再攻。二十七日，双方激战于左安门外，金军遭到袁崇焕派出的炮兵猛轰而退却。三天后，袁崇焕被崇祯帝借口商议军饷传令入城，于平台召对时突然发难，逮捕下诏狱，遭到政敌围攻，很快被凌迟。

清修史书渲染，皇太极的目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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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然发动己巳之变的皇太极，在德胜门、广渠门、左安门几次交锋中没有捞到实惠后，之所以主动撤退，原因有四：

一、崇祯帝于十二月初一日将袁崇焕下狱，议罪磔杀，间接为皇太极日后攻明、再寻战机清除了一头庞大的拦路虎。姑且不说宁远、宁锦二役，初掌关宁军的袁崇焕，连败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倾巢来攻，仅在此次突袭明都，袁崇焕也是及时反应救援，使皇太极的八旗兵及绑架来的蒙古兵吃尽了苦头。二军鏖战，互有杀伤，袁崇焕又是两次击败金军。

二、在德胜门、广渠门二次交锋中，皇太极貌似取胜，但是打得很辛苦，也是损兵折将。就是对“太宗伐明”极口颂扬的昭梿，也在《啸亭杂录》卷一中说明朝“其疆圉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在火拼中，金国太祖女婿、第一猛将扬古利，虽有“率摆牙喇兵，败总兵满桂于明都城之北”，然很快陷入明军的伏击圈，扬古利“复率亲军十余人溃其围，悉出之”。（《八旗通志初集》卷一百四十六《扬古利传》）一个在金国地位仅“次贝勒八人下，统左翼兵，授一等总兵官世职”的大人物，想必手下也是大队人马，但在此次突围中，却只杀出了十多个亲兵。

太祖努尔哈赤

三、同明军一路打阻击战、遭遇战的，主要是袁崇焕、满桂等应诏而来的勤王师、地方军，而坚守京师的近卫师、中央军，始终是闭城固守。协理京营的戎政尚书李邦华，在一份奏疏中说：“臣等初闻寇警，即尝列营城外，旌旗相望，金鼓相闻。后因朝议异同，皇上始命撤为城守计。”（《李忠肃先生集》卷四《覆奏扎营城外疏》）金兵来袭，他们最初是准备出动卫戍精锐，出城迎战，后被崇祯帝召回城内，固守京师，“不设兵于近郊”。京营究竟有多少兵力？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度支奏议》卷八中，收有他为京军安排粮食的奏疏。他于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也就是金兵围城前夕，具题《酌议京军预支通粮疏》：“合计三大营京军之数，共十一万三千二百有零。”六天后，他再上一份《京营城守军丁行粮给散逾期疏》：“自十一月初二日军丁上城防守，通计十万六千余人。”也就是说，京营至少有“十万六千余人”坚守在京师保卫战的最前沿，而且“五日一支行粮”。十万京军备战，粮草准备充足，足以抗拒皇太极大军攻城。

四、从后来皇太极率大军围攻抚宁、昌黎二城，竟然在此二城无外援的情势下，连连受挫。可见，皇太极举兵来犯，兵力并不充实，邀约而来的蒙古兵也不尽力，加之在明都京师的攻坚战中，被关宁劲旅损耗了不少实力。至于清朝官修实录、官家笔记强调诸贝勒大臣争请攻城，被皇太极制止。皇太极自知实力不济，已露怯战，只是后人要为其掩饰进退失据、左右无源的窘态。

《清太宗实录》卷五记载，天聪三年“十二月辛亥朔，大兵西趋良乡，经海子而南。上曰：‘诸贝勒可殿后，朕同两大贝勒在前，且猎且行，比猎至海子。’殿后左翼诸贝勒，因逐獐，驰至上前。上见之曰：‘朕以尔等殿后。是以行猎，今尔等皆前来，谁在后军耶？’前来诸贝勒奏曰：‘臣等前进诚有罪！’乞下众议，上曰：‘尔等皆孺子也，忘殿后而贪射獐。’”第二日，皇太极放纵诸贝勒率将士劫掠良乡，“俘获良多”。深入明境腹地，后面恐有追兵，皇太极的所谓“且猎且行”，不免为弹尽粮绝的障眼法。而奉命殿后的诸贝勒更是“逐獐”为了防御明军追击的使命，也该是劫掠补给，进一步证实国内经历大灾、又在明都大战之后的金兵，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好在天命助他，袁崇焕突然下狱，祖大寿等撤退，而明军斗志遽然松懈离散，给了皇太极大军在撤退途中一路劫掠、无限俘获的机遇。

皇太极侦知敌情，寻机自退。不承想，明廷内部缠斗不休，擅杀了有通敌嫌疑但证据不足的救时良将袁崇焕，且不能调度装备精良、以逸待劳的京军迅速出战，同城外集结的各镇勤王之师，并给勤王武装及时供应补给，采取内外合力夹击金兵，彻底歼灭皇太极大军，无疑是顾此失彼而坐失了最大战机，给皇太极洞开了一扇顺利撤退后沿路劫掠、补给充足的死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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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皇太极遣阿巴泰、萨哈廉致祭大金太祖武元、大定二汗时，为自己及其父努尔哈赤数番攻明辩诬，称“我世守大明帝边界，以示忠信”，历数明万历帝“无辜害我二祖”，偏袒“理曲之叶赫”陈兵边外，“屡欺我理直之满洲，致成七大恨”，迫使女真因“不能相容，必欲见害”而告天兴师。皇太极继而称：“我欲息兵，享太平，开诚布公，不作诡计，屡遣使议和。大明崇祯帝，更肆意欺凌我，欲索还天畀我之地，去我帝号国宝。我云天赐之地，不能退还，可去帝号称汗，不另制宝，令尔造印与我等语，彼复不从。我乃愤而发兵至此。”（《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十册《皇太极遣官致祭大金太祖武元、大定二汗》）

皇太极

好一副委曲求全、吊民伐罪的作秀。他还说自己不扰民、不劫掠，“唯诛其军士之抗拒者，克其不降城堡”，殊不知他这次暗行“诡计”，导致了无数伤害和被迫的背井离乡。

奇怪的是，至天聪十年即崇德元年，皇太极才称帝，而在天聪三年十二月，他还只是金国大汗，不存在崇祯帝命其去帝号国宝、皇太极“可去帝号称汗”之事。无疑，这是后人在其称帝后，跟他来了一段后文以谀颂其大度无疆。

这是为侥幸得脱而蛰伏待发的皇太极脸上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