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左传就是了解大多数人。）

封爵地位与礼仪等级相符合是合于周礼的行为，但是想获得更高的爵位、享受越级的待遇，这些对“更好”的渴望和冲动在春秋祖先和现代文明人之间都是一样的，它既是文明发展的源动力，也是伪装行为的原发点。

“超越自我”的行为和“变得更好”的期望都是人们的本能，但这些行为也带来了另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即：“伪装类欺骗”。它是一种广义范围的谎言，包括让人们把“显得比他人更优越”作为目标的任何欺骗手段。

面对着出现在国君、诸侯、大臣身上的各种伪装和欺骗的行为，春秋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周天子策命诸侯，封爵地位不同，礼仪的等级也相应不同，不能随意将礼仪违例给人。”

一、伪装在社交宴会中的地位。

宴会是春秋贵族最常见的社交场景之一，它按照周礼的要求需要人们遵从一定的礼仪要求，即：等级制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更像是要求大家必须遵从“官方”的伪装要求来参加活动，所以礼仪活动变成“化装舞会”也就在所难免了！

作为一种自我展示的机会、一种潜在评估的方式，宴会、会盟等场景成了春秋时期社交活动中首屈一指的高压力场景，使得从国君到诸侯、再到贵族，每一位参与者都本能的希望得到积极的评价。结果是他们不断的跨越礼仪与伪装的界限，哪怕他们明知宴会主人的“真正目的”，也停不下来了！

在左传鲁庄公十八年就有这样一场宴会，虢公、晋献公朝觐周惠王之后，由周惠王举办了一场宴会。会上，宾主尽欢，周惠王用甜酒招待虢公、晋献公，又允许他们回敬自己，而左传中对周惠王的评价是“不合于礼”。

对于虢公、晋献公而言，一是他们根本不可能反抗，因为伪装的诱惑是那么的强烈，能暂时的与周惠王“平起平坐”，这对于受不同地位爵位、不同礼仪等级禁锢的两位诸侯来说，简直是美妙；二是他们也不想反抗，因为对于外貌、个人成就、社会地位这些压力带来的不安全感，伪装就是“良药”。

二、伪装在“加塞行为”中的作用。

伪装类欺骗不仅限于宴会，也包括在春秋时期其他的社交场合和社交事件中。因为阶级固化与道德禁锢的存在，诸侯们都普遍遇到了“不进则退”“不生则灭”的压力。所以，不论是为了补足自己缺失的必备条件（爵位低），还是为了满足自己更高的欲望追求（待遇低），诸侯们都学会了用弯道超车的技巧去补救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而“加塞行为”也就成为他们的首选项。

为了和其他贵族建立“相似点”，为了赢得其他诸侯的好感，为了建立“牢不可破”关系，春秋时期的诸侯们都默认了“加塞行为”这样一种“伪装”的存在，而其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礼崩乐坏”的乱入行为，比如：周惠王在宴会后暴露出“希望虢公、晋献公能帮助自己去迎亲”的目的之后，郑厉公却突然出现了迎亲的队伍之中，虽然一开始并没有他什么事！

虽然诸侯们都知道“加塞行为”的效力不会持续太久！但这种伪装太有用了，一是它可以美化人们的“过去”，并用这样的办法给人们的经历“加料”，比如：“想当初，我和某某国君、某某诸侯、某某大臣一起会过盟、迎过亲”之类的。二是如果人人都默许这种伪装，那么它的风险就会最小化。毕竟，哪怕都知道与会的诸侯是什么目的，但谁会打破彼此之间的“默契”呢？哪怕都知道这些伪装之后是战争与权谋，谁又会拒绝别人示好的行为呢？通过这种方式，诸侯们用“伪装”为社交生活架起一座桥梁。

三、隐藏在“攀比行为”中的伪装。

与没有任何目的的礼节性交往不同，对于那些能有益于自己的对象，不论是国君亦或者诸侯都会更倾向于伪装。有时这些伪装非常微妙，甚至都已经变成了某种集体潜规则。

周惠王在与虢公、晋献公的宴会之后，都赐给他们五对玉，三匹马，而这明显不符合他们的封爵地位和礼仪等级！相反的是，作为与会的受益者--虢公与晋献公，他们都知道周惠王有求于自己，也知道越格的奖赏背后会有目的，但是“攀比行为”产生的“更有名、更成功、更优秀、更吸引人”的优越感让他们选择了装糊涂。

对于某些“局外人”就更是如此了，比如：郑厉公，他“硬”要参与到迎接周王后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伪装，且用装作不知的方式去进行自我慰藉，弱化因对虢公与晋献公的攀比而带来的不适感。他在创造一个虚构的自己，一个不需要害怕与别人比较的自己，让其“自我感觉良好”，从而通过伪装创造一个虚假的“成功”郑厉公！

四、“事实是，我想要你们帮我娶媳妇”。

春秋贵族不是春秋时期中唯一善于编制谎言的人，但他们却是将不诚实行为和伪装类欺骗运用的最多、最好的人。要说政客与普通人的伪装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们每天面对的竞争压力太大了，且竞争对手往往也有相同的技能和特质。所以，“简单问题复杂化”和“直接目的伪装化”成为了“文明”的半强迫标志。

周惠王想要的结果很简单，就是“通过虢公、晋献公去陈国迎接周王后陈妫”和“陈妫嫁到京城”。但因为周礼的存在，他无法直接解决这个“简单问题复杂化”的问题，所以才产生“朝觐”“招待”等过程。同样，面对着虢公、晋献公、郑厉公这群充满欲望的诸侯，他也无法直接解决“直接目的伪装化”的问题，所以才产生了“赏赐”“加塞”等行为。

文明发展是建立在集体智商与集体逆商的基础之上的，这之中哪怕是国君之尊，又或是诸侯贵族，也都不能例外。但是不论是国君还是诸侯，他们自我展示的需求太强烈了，导致了各种利益之间的巨大竞争，而礼仪等级制度的限制又加剧了伪装行为的井喷现象。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原本作为培养特定形象、为了“榜样”而塑造榜样的伪装行为，反倒是成了一个限制春秋贵族个人欲望的“紧箍咒”！伪装行为反倒成为了“文明”的标志，也成为了“文明”的实际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