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王竟然是大贸易特许商

宋元以来，来自日本的海盗集团成为了笼罩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上的一团黑云。如果说加勒比海上的黑帆主要是在海上交火的劫掠，那么倭寇劫掠行为中船更多只是运输工具，杀戮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

良心加勒比海盗美剧——《黑帆》

这种倭寇带来的压力在明朝时因为与中国海盗汪直、徐海的勾结串通而达到了最大，一时间北虏南倭成为了嘉靖时期中国最大的两个难题。

注意这里的倭并不是海盗兴起时才产生的词汇，而是因为日本古名倭，所以这批来自日本的海盗也就成了来自倭国的匪寇。

日本以“倭”的名字出现在中国文献中，最早是在《汉书·地理志》中：“乐浪海中有倭人，以岁时来献见云。”日语中“倭”字与“和”字的发音是相同的，而和风、和服中的“和”字其实就是“倭”字，甚至大和的发音虽然读作“yamato”，原来也是写作大倭的。

早在秦汉时期，日本列岛上就有定居的部落，《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描写日本显然还是一个相对原始自然的部落联盟：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

多达数百个的倭人部落散落在日本的西南区域，其中得到大陆皇帝承认获准进行贸易的就有一百多个。我们知道，进出口贸易需要强大的国力提供物流保障，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从本州或者九州出发到乐浪或者带方（今朝鲜）的长途海上旅行，是一趟极度危险而又回报丰厚的冒险旅程。这其中的风浪危险使得众多小部落难以为继，而丰厚的回报又使得总有人愿意以身犯险，为此这些倭人部落中的强者逐渐站了出来组织远航，最终形成了寡头垄断。

这些寡头最终也获得了中原王朝的官方认可，成为了独享经济利益的贸易特许商，相当于外贸商会的会长，维护贸易的正常展开。这其中有获得东汉赐予的“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奴国倭王，也有后来在中国历史教科书里比较有名的邪马台女倭王卑弥呼。

“汉委奴国王”金印

东北亚地方政权的兴起

依靠着朝鲜半岛作为中转，日本和中国的贸易往来愈加频繁，日本列岛经济上的主从格局也逐渐影响到了政治格局。伴随着中国进入长达四百年的分裂混战时代，它周边的地区在失去了大一统帝国的约束后开始形成独立的政治实体。

随着五胡乱华造成的北方动荡，东北亚形成权力真空，鸭绿江上游的高句丽开始向原来的乐浪郡挺进，而原来的带方郡土地上成立了名为百济的国家，在这两国之外，半岛东南端的土地则为新罗所有。当然与朝鲜半岛上相继成立的政权同时出现的是统一程度更加高的倭国。

高句丽、百济和新罗

政治结构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中原的政治影响力和贸易利益的诱惑仍然存在。百济因为位于原来东北亚海运中转站的汉江流域，因而在国际贸易中尤其是日本和中国的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

但是正如国家力量在工业革命以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数量，百济多山的环境并不利于人口繁衍，很明显此时东北亚中最强大的国家是背靠内陆腹地的高句丽。面对高句丽咄咄逼人的攻势，百济只好寻找外援，中原王朝这时候后院起火显然不会关照隔壁邻居的家长里短，可以依靠的其实也就是一直有贸易往来的利益相关者——倭国，这也是倭军第一次进入朝鲜半岛的尝试。

唐刀饮血，白村江一战打的日军不出国门900年

如果说第一次倭军第一次进入半岛的尝试是收获颇丰的，阻止了高句丽的南下。那么第二次则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当来自关陇的军事集团结束数百年的南北分裂，再度统一中国时，他们又重新将视线挪到了东北亚的土地上，而高句丽在此时就是一个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存在，而此时的高句丽正联手百济打压亲近唐朝的新罗，为了救助新罗，也为了彻底消灭高句丽，大唐跨海作战，首要目标就是高句丽的打手百济。

虽然高句丽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不仅拖死了杨广的隋朝，甚至他的远房大侄子李二的亲征也只是起到了削弱的作用。但是高句丽的盟友百济显然就没有这个技战术水平了，公元660年，苏定方任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大军十万人横渡黄海，直抵熊津江口，大败百济。苏定方乘潮而上，率步、骑兵彻底摧毁百济残军于泗沘城之下。其后，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在苏定方的一通乱拳之下，没扛多久，就投子认负，百济随之灭亡。

苏定方灭百济是中国古代历史中少有的跨海作战，也是唐高宗为了彻底灭亡高句丽而开辟的第二战场，不明白其中意义和难度的朋友可以回顾下诺曼底登陆后第三帝国两线作战疲于奔命的历史。

由于百济是倭国自晋朝以来的盟国，也由于倭国的商队、学生很多都是经由百济走向大陆。百济的灭亡无异于倭国被隔绝在了大海之外。为了重新打开这扇大门，让百济复国，后来被称为齐明天皇的女倭王将首都从濑户内海迁到了更靠近朝鲜半岛的博多整军备战，不过没等战争打响这位女王就被死神招呼走了，继续谋划战事的是皇太子中大兄皇子。

这位中大兄皇子就是和中臣镰足（藤原氏始祖）一起杀了上一代权臣苏我入鹿的天智天皇。刚刚成功攘内的天智显然被成功冲昏了头，而圣德太子以来大量的倭国留学生也并没有向他全面传递唐军的强大战力。

公元663年，唐军和倭军相遇在白村江口（今韩国西南部的锦江），倭军舰船千余艘，而唐军舰船仅有一百七十余艘，不过倭军虽然船多，却多数为小船，面对唐军的大船缺乏足够的攻坚能力。倭军初战不利，他们竟然还是毫无自觉，认为只要一鼓作气就能冲破唐军的防线。

在错误的认知指导下，倭军各自整队，争先恐后的向唐军发起了第二次冲锋。唐军主将刘仁轨此时已经摸清了倭国的战术意图，故意把舰队分成左右两队，在阵线中间打开了一个缺口仿佛口袋袋口一般，等到倭军舰队进入后，左右队收紧袋口，形成了对敌人的合围。面对四面都是弓箭巨船的死地，倭军虽然垂死挣扎，但还是无济于事。《新唐书》中这样描写唐军的大胜： “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

日本建国

白村江上的血使得中大兄皇子意识到与唐朝存在巨大的差距，为了防止唐军乘胜进入倭国本土，他首先在九州沿岸修筑了数道防御工事，并将首都迁回了大津。而白村江海战更为深远的影响则是促成了日本的建国。

公元668年中大兄皇子在近江的大津即位，而在其后出现了有关日本这个国名最早的记载，《日本书纪》中有记载公元670年9月派遣阿云连颊垂以日本国使者的身份出使新罗，而在公元669年则有派遣使者出使唐朝的内容，相应的《新唐书》中关于公元670年倭国派遣使者来朝是中国史书中倭国的最后出现记录，综合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公元670年左右倭国被当地统治者改称为日本。

日本建国有强大的外力推动，当时朝鲜半岛和唐朝不对付的高句丽、百济都已经被唐军踏平，剩下的新罗是亲唐的跟班，对日本来说，他的外围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从咸海一直延伸到东海的巨无霸大唐帝国，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借力的政治实体，而它还不知天高地厚的挑战了这个远强于自己的对手。

为了应付全新的世界局势，日本做了三方面的努力。

从海洋到内陆，日本成为了一个闭关的律令制国家

首先日本的君主加强了内部的统治，这种加强又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说，其一在政治上天智天皇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近江律令》，规定了冠位和法度，设置了官僚职能，还编制了日本最早的户籍。正是从《近江律令》开始，随着《飞鸟净御原律令》、《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的相继出现，日本最终成为了一个法制完善的律令制国家。

其二在国家发展方向上，之前的日本积极介入朝鲜半岛事务，其聚落都是为了加强和大陆的联系而发展起来的沿海城市，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国家。然而唐朝这个不可能战胜的对手使得日本开始放弃进入朝鲜半岛，直到丰臣秀吉开始他的远征之前，日本军队有900多年没有踏上东亚大陆，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日本的重心开始向东北发展，相对广阔的关东腹地不但为统一的日本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还孕育出了全新的武士阶层，后来的武家政权大部分也是以关东为基础来进行统治的。

从对手到学生，日本成为了一个勤奋的留学生

其次日本在见识过世界水准之后，马上低下了头颅，先后在天智朝派出两次遣唐使来修补与中国之间的裂痕，而在日本逐渐完成律令制改造的同时，他们的学习蓝本其实正是来自于自702年开始大规模派遣的遣唐使的所学。

遣唐使路线

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很容易吸收国外先进文化的国家，无论是天智主导的大化革新，还是后来的明治维新，亦或是二战之后的政治经济改革，都是在一般人眼中压力巨大的环境下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即使在足球这种竞技体育项目上，自从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将巴西作为学习的对象后，随着济科等巨星的言传身教，青训和职业联赛的展开，足球小将的热播，等等好像有什么东西乱入了，总之现在称其为亚洲一线世界二线应该不为过。反观中国，职业联赛我们有，中超外援水平应该在亚洲范围也排的上号，日本学巴西，我们也有前南、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的各路名帅，进不进世界杯不说，我们甚至能被东南亚队伍送上五指山，中国足球还有很多需要做啊。吐槽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日本像无尽的黑洞，会将所有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尽数吸入，但是时空尽头仍然有他们不会改变的东西和坚持。

从汉字到日语，日本替自己创造了文字和历史

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完善的法制，统一的疆土，先进的文化，这些还都不够，促成民族国家的基础是国家认同，而这种认同不仅需要国家范围内各区域不是一个个割裂的个体，更需要有一个共同认可的文化基础。

天智的弟弟天武天皇组织编写《日本书纪》正是为了形成这个认同的基础，《日本书纪》是一部非典型的正史，它没有像一直以来学习的对象中国一样将历史与神话明显的区分开来。为了将日本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往前推移，它将日本的源头放到了公元前660年神武天皇即位的时代，并树立了天照大神这个神话图腾。通过对神代天皇的描写，《日本书纪》为新生的日本国建立了历史追溯依据和形成民族认同的中心。

然而这个时候的日本仍是一个原住民和大陆侨民混居的国度，百济人讲百济话，新罗人讲新罗话，中国北方的讲北方方言，中国南方的讲吴越方言，不懂南方方言厉害的建议去温州转一圈，你就会体会到每个村子都有独立语系的厉害。

恶魔之语——温州话

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文化的界限”，在殖民时代一些殖民国家都在占领另一个国家时纷纷急于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另一个国家的人民，那是因为改变一个民族的语言就等于抽掉了一个民族的灵魂。918之后，日本在东三省推广日语的目的也正是在于这里。

而对刚刚建立的日本国来说，各地语言的区别就是各个地域之间的隐形裂痕，为了抹除这种潜在的威胁，创造一种通用的语言迫在眉睫。

当时日本列岛各族群的书面语言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语的影响，因此当权者选择以书面汉字为基础，以意思对应的倭语进行替换，如果没有意思对应的，则用读音相近的倭语词汇，如果连读音相近的都没有，那么就无中生有，创造听起来像倭语的新词，再赋予它全新的含义。收录和歌的《万叶集》和记录历史的《日本书纪》中都有体现日语从诞生到成熟的细节。随着日语完成了对汉字的音译，出现了音译汉字草书演化而来的平假名以及仅仅使用其中一部分笔画的片假名，日语也就真正成为了一门独立的民族语言。

从日本建国看日本的抗压能力

可见唐朝和高句丽在东北亚的争霸，不仅使得东北亚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更如同蝴蝶效应一般，对远在海外的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白村江战败后，古代的倭国变成了日本，松散的部落联盟开始向律令制国家转变，以日语为承载的日本文化开始在岛国一边吸收着大陆的精华，一边进行着本土化的改造，无论是《日本书纪》，还是《万叶集》，亦或是《古事记》都是其中代表，而这些经过改造的文化产物反过来又加深了日本的国家认同。

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在面临巨大的外界威胁时其一贯采用的解决思路，一般来说它会在国家内部发起整合，天智对日本律令制的改造，北条时宗面对蒙古威胁时保障御家人的利益，明治维新时号召诸大名废藩置县、版籍奉还都是化零为整，集中有限国家力量的尝试。

同时他也是开放和保守同时存在矛盾体，白村江战败后，日本一面开始放弃干涉半岛事务，甚至直到足利义满接受明朝册封之前放弃了与中国的大部分政治接触，将交流仅限于经济文化上，开始了有条件的闭关锁国，一方面却又连续派遣比以往规模更大的遣唐使积极学习外国的先进理念制度。相应的明治时期的日本，一方面开始大刀阔斧的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希望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快车道。一方面却又全面向西方列强中封建残余最多的德国模式靠拢，以财阀藩阀为主围绕天皇形成寡头统治。日本这种矛盾的国家性格形成，或许我们可以从倭国到日本的历史变化中稍稍发现一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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