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满文书写

努尔哈赤：Nurgaci

皇太极：Hong Taiji

福临：Fulin

玄烨：Hiowan Yei

胤禛：In Jen

弘历：Hung li

颙琰：Yung Yan

旻宁：Min Ning

奕詝：I Ju

载淳：Zai Šūn

载湉：Zai Tiyan

溥仪：Pu I

清朝满文避讳漫议

罗盛吉丨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摘要：康熙帝名玄烨，满文拼作hiowan yei，故原拼作hiowan 之“玄”字，或拼yei 之“邺”字，此后仅能作siowan ye；汉字则有“弦”“弦”等字缺末笔之变。满文避讳之字音与汉字官话声韵演变关联甚重，原本应作hiowan 之团音“玄”“悬”“轩”等字，康熙朝以后改作siowan；原本为siowan 之尖音“宣”“旋”“选”等字，仍为siowan。hiowan 音避写，而siowan 音不改。满汉避讳皆未见siowan“宣”应避之理，故曹寅之弟曹宣改名曹荃，绝非缘于避康熙帝满文之御讳。

▍一、概说

避讳，或狭义而言即所谓讳名，为过去中国文明上一重要特色，相关研究专著已有不少，如陈垣《史讳举例》、王建《中国古代避讳史》、范志新《避讳学》、王新华《避讳研究》等。研究讳名，除可用于版本校勘、解释古文书之疑滞外，亦可用以考论中国文化心态之演变，而相关之语言学现象亦多，为解读中国文化史不可或缺之一环。王建、范志新、王新华等学者多已注意到此现象并非汉民族所特有。然而，将之由原始相对松散之习俗改造为高度制度化之一种文明内涵，则仍以汉民族或受汉文化所影响之诸民族为世界之最。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皆曾与汉民族有或深或浅之互动，从而亦或多或少皆有与讳名相关之制度。关于辽(契丹) 、西夏(党项) 、金(女真) 之讳名制度，已有数篇专文，如韩小忙《西夏避讳制度初探》、王建《论辽、金、元三代避讳》、王曾瑜《辽宋西夏金的避讳、称谓与排行》、黄纬中《略论辽金的避讳》等。其中，黄纬中《略论辽金的避讳》一文举史传与碑刻资料为证，具体描述辽、金在汉文讳名上之演变；并指出，作为满洲前身之女真族“从太祖、太宗以来便讲究避讳，对于触犯者的处分很严”。惜受限于文献残缺与解读困难，学界迄今似未见就契丹、西夏、女真、蒙古语等本身之讳名现象加以深入、细致之探讨。过去学者主张“元初诸帝不习汉文，安知有忌讳”，不确! 拉施特《史集》第二编中已有如是记载：

“拖雷”［一词］在蒙语中是镜子的意思。自从拖雷死后，镜子［一词］迄今犹须避讳(nām-iğurūq) 。镜子的突厥名为阔思阔(küzgü) 。为避讳起见，如今蒙古人遂称镜子为阔思阔。

则蒙古人很可能早于未入中原前已有讳名观念。《大元通制条格》卷8《臣子避忌》提及元成宗登基后，“多人每犯着上位名字的，教更改了”，又提及元武宗登基后，“各处行与文字，犯着咱每名字的有呵，教更改了者”，二者所指显非汉字“铁”“穆”“耳”“海”“山”字样，而系蒙古语。唯此类观念是否受汉文化所影响，犹不得而知。

女真族之后身满洲，似自有清(金) 肇建伊始，即已有讳君名之观念。唯就满文而言，似皆未就如何敬避君上御名作具体说明。后人亦少有正式撰文探讨者，仅黄俊泰《满文对音规则及其所反映的清初北音音系》、Kam Tak-sing(甘德星) The romanization of the early Manchu regnal names两文稍稍及之；又稽古站《论清代姓名的满文避讳》一文亦有具体文献举证，唯该文作者之汉语声韵学知识似稍有不及处。自康熙朝以降，图籍繁多，可资对比者伙，或可稍以之探索此现象。

▍二、太祖、太宗、世祖朝满文避讳

满文为一拼音文字，故其借以避讳之手段主要亦似以回避同音为主。太祖努尔哈齐、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三朝，命名皆非由汉语，加之译音字初非一定，故诸汉字皆毋庸讳。惟就其满文而言，似可知避讳现象已然存在。太祖之名难见于原始档册，太宗之名仅可见于太祖朝之无圈点档册，至于世祖本名fulin，终清之世不再见用，而其派生形fulingga 则常用于其他满人命名。

此处犹可再稍稍申言者，太祖本名，或主张其义为“野猪皮”，后世书作nuheci 乃避写形式。笔者疑其非是。虽早期满族人名诸如yoto“傻公子”、hayangga“放荡者”等，命名理路与汉人士大夫层不尽同。当然，汉族民间底层之命名理路亦未必尽同于士大夫层。唯此处可疑者在于：第一，赫哲语“野猪皮”亦作ɲik‘et‘e，并非＊ɲirk‘et‘e，赫哲语之ti 等在满语常作颚化型ci，但赫哲语似不应亦同时改读作ɲik‘et‘e；第二，且满语有现成单词nuhen“一岁野猪”，若原型中有r 音，此字不应连带改写去除r；第三，-ci 确实似指“来自某物身上”，nimaci、ihaci、ulgiyaci 乃至人名“殷达瑚齐”皆此类。然而，若nurgaci亦属此类，则“穆尔哈齐”似不可解。且其后满人犹有以-rhaci 命名者，如祜尔哈齐(或作呼尔哈齐、琥尔哈齐) 、伊尔哈齐、哈尔哈齐、布尔哈齐等皆是，未必皆能以满语说明。若曰其乃出自蒙古语-γči，则前方之r 亦待解释。笔者以为此处似仍应存疑。

至于太宗名讳，何以竟似在译写蒙古称号时全然不讳？亦一有待解释者。同时代蒙古人似亦多有以称号或佛教法义为名而全然毋庸讳者，疑与之相类。

▍三、康熙朝满文避讳

清世祖诸子以汉语命名者居多，近支宗室更排以辈分字，等同于优先以汉语命名，故其满文讳名之体现亦在汉语官话之同音字上。具体言之，举凡满文拼及与所讳者同音之字样时，即需避改。然而，此处关键即在当时汉语官话，尤其官话雅音之特色。不知当时官话雅音而论及满文避讳，不免失于流觞。

以汉字而言，康熙朝对民间是否注意避御讳或未尽留意，但宫廷中显然早已注意及避御讳一事。例如，玄武门改称神武门。玄武门本紫禁城之北门，玄武典故盖取诸象征北方之灵龟，终有明之世仍其称而未改。不过，康熙版《大清会典》“朝门禁例条”称：“(顺治) 九年题准……其余……不许由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进”，似是顺治年间已然改称。查孙承泽于康熙初著《天府广记》(书中记事有“我世祖”字样) ，该门仍称作“玄武门”，未另作说明。若该门早在顺治九年(1652 年) 已不知何故改名作神武门，似不应如此。应是康熙帝即位后，宫中有意避康熙帝御讳方改其称。至少可以肯定者，至迟康熙十一年(1672 年) ，《起居注册》中该门已作神武门。而金海一《燕行日记》己未年(朝鲜肃宗五年，清康熙十八年，1679 年) 正月十六日中亦载有清方要求朝鲜讳“玄”字之记载，其后亦见朝鲜肃宗十五年、二十四年《实录》，分别要求讳“玄”“烨”二字。若曰康熙时期讳例不严，恐未必然。

“玄”“轩”二字的满文拼写

尖团音的满文记录

至于满文，则有昭陵神功圣德碑为证。康熙帝名玄烨，满文拼作hiowan yei，原本顺治朝拼若hiowan 之“玄”字，或拼若yei 之“邺”字，在此后便仅能作siowan、ye。如唐史中“房玄龄”之“玄”仅能作siowan；春秋时郄虎言胜邺之策于赵衰，其“邺”与“烨”于官话中为同音，此字记音为满文时，初作yei，非ye。这里涉及官话乜斜韵之满文拼字问题，疑即便雍正帝亦不甚了了。此处有二关键点：第一点则常为今人犯错之所在，即尖团音，或指汉语精组细音字与见晓组细音字之差别。官话尖团混淆之现象或可追溯至明中叶，早期蒙、满人于译汉字音时亦常混淆二者。唯大抵于顺治十一年(1654 年) 后，各类御制满文翻译汉籍中，显然有意识地区分尖团音：前者作ji-、ci-、si-，后者作gi-、ki-、hi-，两类区分判然。第二点在官话乜斜韵之满语表现法。此点虽在一般拼字稍有错乱，在乾隆朝两种《清文鉴》中则系统相当一致：作-(y) ei 韵。

故而，原本应作hiowan 之团音“玄”“悬”“轩”等字，于康熙朝以降改作siowan，至于原本即为siowan之尖音“宣”“旋”“选”等字，则仍旧为siowan，hiowan 音避写而siowan 音不改。满文避讳与汉文避讳则各行其是，互不相碍：汉文有“弦”“弦”等字缺末笔，在满文则仍作团音hiyan 而不改，遂与siyan“仙”判然有别；满文避“悬”“轩”等字改作尖音，汉字乃至反切法中则全不更动。此在《御制增订清文鉴》之拼音中相当清楚。而在《琴谱合璧》中，或因受传统反切法影响之故，竟有两处忘却满文应避之案例：“玄”字满汉对音凡13，唯卷11 作hiowan，余皆作siowan；“轩”字凡5，余皆作siowan，唯卷4 乃作hiowan 。而在清圣祖撰《昭陵神盛功德碑》上，“玄烨”作hiowan yei，由于该碑为皇帝以裔孙立场为祭山陵而亲撰，故毋庸避讳。实则早期尖团混淆时，满文塞擦音常作尖音之ji-与ci-，擦音反而常作hi-，例如，早期拼“朝鲜”作coohiyan，拼刘备字“玄德”作hiowande。康熙朝满文改hiowan 作siowan 可谓简单明了。由此可知，所谓“曹宣改名曹荃乃为在满文上避康熙帝之御讳”云云，不确。

曹寅之弟曹子猷即家谱中之曹宣，周汝昌先生就其名字互训已作出解释。唯改名之可能理由甚多，倘曹宣果真但因避康熙帝御讳而改名，以其兄曹寅与康熙帝亲近之利，乃敢以“荔轩”为号而不避“轩”字，岂非违制更甚! 其实在康熙年间，敦郡王胤誐所生皇孙即以hung siowan“弘暄”命名。此后高宗皇子中犹有名“永璇”者， siowan 毋庸避，其理甚明。反而“奕譞”之“譞”字，“许缘切”在官话本应与“玄”同音，满文乃依与声符“瞏”相关之常见字“还”读若hūwan。满汉避讳皆未见siowan“宣”应避之理。在《圆音正考》，“玄”类字仍列作团音，而明书“敬避俱用尖音”，但分类仍与“宣”类有别。

▍四、雍乾以后满文避讳

至于雍正朝，御讳“胤禛”，满文拼作in jen。御讳之上一字，在稳定后，除宗室原“胤”字辈汉字改“胤”作“允”而满音亦改作yūn 外，大抵其余官话中含异调之同音字“音”“银”“隐”“印”等之满文拼音多作yen。见诸文献者有雍正朝奏折中“张寅”之“寅”，以及另折中言及“华阴县”之“阴”。至于御讳下一字，在雍正朝似以改作jeng 为主。又，雍正朝规定夫子御讳“丘”字kio 音当避，在《御制增订清文鉴》中则仅见到munggan“邱陵”之“邱”避作ki 音，其余“求”字等则仍拼作kio。

乾隆初政，在汉、满讳制上似皆稍有放松。以汉字而言，例如，“玄”字在雍正朝原规定改字作“元”，乾隆朝或改以缺末笔之“玄”等，就汉文讳制而言，有清一代亦非全同。至于满文，则有《钦定清汉对音字式》权作规范。《钦定清汉对音字式》为乾隆朝所定，用以规范译音用字之书。光绪十六年(1890年) 聚珍堂《清汉对音字式》于扉页上标明“内附敬避字样”，并于康熙以降各皇帝名讳同音处俱各加以说明。该书对敬避字样似有具体规定，而实际运用时又似未必尽循同一方法。

kio 球：因与“丘”同字符(孔子讳) ，故书写时避写作kiyeo。

ye 野：因yei 与“烨”同字符(圣祖讳) ，故书写时避写作ye。

yen 音：因in 与“胤”同字符(世宗讳) ，故书写时避写作yen。

jeng 珍：因jen 与“禛”同字符(世宗讳) ，故书写时避写作jeng。

hūng 宏：因hung 与“弘”同字符(高宗讳) ，故书写时避写作hūng。

lii 礼：因li 与“历”同字符(高宗讳) ，故书写时避写作lii。

yong 永：因yung 与“颙”同字符(仁宗讳) ，故书写时避写作yong。

miň 敏：因min 与“旻”同字符(宣宗讳) ，故书写时避写作miň。

niyeng 宁：因ning 与“宁”同字符(宣宗讳) ，故书写时避写作niyeng。

ju 珠：因ju 与“詝”同字符(文宗讳) ，故书写时避写作jū。

šuwen 顺：因šūn 与“淳”同字符(穆宗讳) ，故书写时避写作šuwen。

tiyan 添：因tiyan 与“湉”同字符(德宗讳) ，故书写时避写作tiyaň。

由上可见，满文讳名避写，实际上多以近音字甚至即同音字之不同拼法加以表达。

此处笔者拟对当中二者稍做说明。第一，“贞”字及以此字作声符者：传统本应作-ng 韵之“贞”字，于《御制增订清文鉴》卷3 封诰类之akdun sargan jui“贞女”并卷7 书类之jekdungge“贞”俱作jeň，仅卷29jekdun moo“女贞”作jeng。盖此字口语或早已转入-n 韵。早期满文对译如官书《御制翻译诗经》《御制资政要览》《御制翻译大学衍义》《日讲四书解义孟子》《康熙朝起居注册》，私人译书如《翻译潘氏总论》《满汉西厢记》等中俱如此。而满文所拼之汉语-n 与-ng之混淆，亦几乎仅见于以“贞”作声符之字。换言之，仅康熙朝皇十四子胤祯之名为例外，其余以“贞”字作声符者在顺治、康熙朝多已改作-n 韵。至少在满人之汉语官话音中，并无所谓“当时人读‘祯’如‘征’”一事。在雍正朝后则但避讳故，甚至“镇”“振”等字亦多拼作jeng。第二，字及此字之官话同音者：此类字在入关前至顺治、康熙间，多半拼若hūng，并不作hung，其故或在官话晓匣合口音之舌位较后(早期ū、u 当有别) 。然而，康熙间为皇孙“弘”字辈之命名，则一反常态，改采hung 此一拼法。笔者推测盖康熙帝当时已预估及满文避讳一事，刻意采取罕用拼法亦与汉字采取罕用字以便于避讳相同。合并诸文献，可见，顺治期已尖团有别；但贞字变成收-n尾；康熙朝皇孙“弘”字辈拼音特殊，逮乾隆帝即位遂又变回原拼法。

由于除康熙朝少数特例外，满、汉讳名改避似属各行其是，互不相涉。故笔者稍疑满文讳名初非学自明人处，而属金源故习。特于入关后再参照晚明避讳规制加以规范化、严格化而已。或正以此故，又缘“译音无定字”故，清初三帝御讳之个别汉字皆毋庸讳。唯其满语单字，则当敬避。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149，“八旗都统公式”项下关于姓氏命名中，有三条记事或与满文讳名制度有关。

例1．(乾隆) 五十七年谕：从前八旗官员兵丁名内，有与大臣等同名者，已降旨令其改易矣。夫与大臣同名，尚行改易，况与宗室近派王公等同名，反有不行改易之理耶？且如保太即与裕亲王之名相同，凡系旗人命名，均应避忌此字。旺扎尔、那木扎尔，皆系身与同时，乃以此字命名伊子，甚属错谬。而保太又并未改易，公然称谓至今! 始至福消获罪。着交八旗都统将现在八旗人等之名，尽行查明。如有似此相同者，令其改易外，嗣后生子命名呈报该旗时，该旗都统等务各切实查覈。设有滥行命名者，实时改易。

例2．咸丰四年议准：镶白旗监生铁柱、钢柱二名，因与御名音同敬避，与寻常捐纳监生更名不同。“柱”字均准改为“林”字。

例3．光绪七年复准：满洲繙译生员溥容、文生员溥受，因名上一字，与宗室辈分“溥”字相同，准其改为“普”字。

第一例似表示前此即使大臣名亦应避改，唯似不严格，此条《嘉庆会典事例》未收。第二例则避嫌名之例，现象虽早，而具体诏敕谕旨出现极晚，且似未载入正式条文中，仅作“事例”载之而已。第三例，盖当时已不必避同音，仅为不与宗室混淆而另改同音同训之异字。

反之，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870，“八旗都统公式”项下，则有相关之二条记事：

例1．嘉庆八年奉旨：各陵名清语俱系敬谨尊上。即如“恩特和墨”“瑚图灵阿”“额勒登额”“孝顺阿”“安巴灵武”“额勒和”“托谟宏武”之清语，均非臣下命名所应用。着交八旗，令现在大臣内有以此等清语命名者，即着自行具奏更改。官员兵丁内有以此等清语命名者，即着呈明该管大臣更改。嗣后八旗臣仆，俱不得以此等清语命名。所有黑龙江副都统衔总管色尔衮原赏之巴图鲁名号，着改为强谦巴图鲁。

例2．(嘉庆) 九年谕：昨据纪昀奏称：四川省职贡生员等，有因敬避陵名汉字，呈请改名，咨部核办之案。因令查取原案呈览。一系该省县丞樊泰，详请改名“樊仲翔”，经勒保咨请部示，业据礼部咨驳；一系贡生张景超，由该学政钱栻饬令改名“步超”，请换给贡单，礼部尚未札复。前因山陵称号各清语，非臣下所当命名，应行一律更改，当经明降谕旨，专指清语而言。至各陵称号汉字，臣民等如有以景字、泰字等字命名，而下一字系龄、林等字者，两字相连，两音相叶，如策丹、玉福之原名者，是以更改。其专用景字、泰字等字命名者，原不在敬避之例。勒保系满洲大臣，非不晓文义者，且外任封疆。乃率据樊泰原详咨请部示，已属拘泥不晓事体! 礼部所驳甚是。钱栻身任学政，辄将贡生张景超易名步超，呈请换给贡单，尤属不通! 勒保、钱栻均着传旨申饬，并将此通谕中外，一体遵照。

其中第一条亦见于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149，第二条则见略。然而，第二条于探究满文讳名却极有价值。第一，陵名之满语于命名时须敬避：即，永陵enteheme munggan、福陵hūturingga munggan、昭陵eldengge munggan、孝陵hiyoošungga munggan、景陵ambalinggū munggan、泰陵elhe munggan、裕陵tomohonggo munggan 之陵名字样不得用以命名。第二，唯该汉字等除非与“陵”之同、近音字相连，否则毋庸避改。第三，汉字毋庸避改，似当为满洲大臣之常识。此处所及满语单字诸如enteheme(长远) 、hūturingga(有福祉的) 、eldengge(有光辉的) 、hiyoošungga(孝顺的) 、elhe(安、缓) 等，皆常见于各类满文文献，未见避改。更甚者，eldengge、hiyoošungga 亦为常用人名。此二条事例是否仅系嘉庆帝所新增，姑且不论。惟此事例说明：

其一，为敬谨尊上而敬避特定满语单字，不得用之命名，确有其例；

其二，此类敬避仅限于满文满语范围，换言之，以enteheme 为例，“恩”“特”“和”“墨”四字单独出现毋庸避改勿论，即便其译字“永”字，但不接“龄”“林”等字样，亦毋庸避改。满语讳名系以一整个单字为单位，且此习俗应为满洲大臣所知晓。由此当可推测：即便自太祖朝始已有满语讳名现象，所在乎者亦非个别汉字。着重在汉字一字一音，盖自顺治帝所命名之康熙帝始。

▍五、结论

满文避讳现象可用以判定部分满文文献之版本。唯亦有后起书依据早期版本刊印者，如雍正朝满汉对照《三国演义》仅汉字有避，满文全然未改。大致而言，出现某避忌现象则可断定该书大抵出自某时代后。

又，自顺治中晚期以降，官方满拼汉音尖团分明，应予注意。因而所谓“曹宣改名曹荃乃避讳”一说，甚难成立。至于“贞/祯/桢”等字样，在官话中转入-n 韵之时间甚早。然而，或者因受传统反切所影响，偶有少数依古典作-ng 韵者，数量相对罕见，疑早非口语。其余“征”等字何故未改？有待思考。

来源： 《满语研究》2014年第2期

说明：原文带有注释，请参见原刊